首发于原创号：马路故事（malugushi）

90年代是个很奇幻、很魔性的历史时期，神州大地发生过许多在如今看来都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个年代恰好是改革开放十年之后，无论是社会形态还是民众的思潮甚至是生活方式都在经历一场巨变。

一方面，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许多新鲜事物及概念不断涌现，与民众相对传统的生活习惯与思维模式造成矛盾与拉扯。

另一方面，社会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均衡，也造成了许多非常难以想象的巧合与漏洞。

传统与新潮、保守与开放、平静与浮躁，在这些因素的撞击与影响下，发生许多常理难以揣度的事情就不足为奇了。

这个时代的光影陆离很多都体现在当年的影视作品里，相较于如今愈发严格的影视审查制度下的四平八稳，端的是非常精彩。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处于时代巨变风口浪尖的古老而又年轻的国度，用奇幻二字来形容，当不为过。

今天我给列位带来的故事，就发生在90年代初，距今差不多已经三十年光阴流逝。

下面让我们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前言

开封，古称汴京、汴梁，一个有着四千多年历史的古城，清明上河图里“富丽天下无”的“八荒争凑，万国咸通”之地。

身为八朝古都，开封有着灿烂无比的历史文化遗存。

去过开封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开封不像如今中国的其他城市一般高楼林立，市区内没有鳞次栉比的高层建筑。

这是因为在开封城由黄河孕育的厚实黄土下，最少有六层以上的文化遗迹沉积，是为“城摞城”奇观。

正因如此，所以出于文物保护的考虑，国家规定开封市区不得兴建高度超标的高层建筑。

作为开封历史文化遗存的代表性符号，开封市博物馆（旧馆）就坐落在开封市中心的鼓楼区，风景秀丽的包公湖畔。

年的9月份，开封博物馆正在举办一场名为“明清宫廷用品展”的文物展览，展品中有许多都是寻常人难得一见的国家一级文物。

这些文物的价值，直白的说，随便拿出一部分来，都足以开办一家国家级博物馆了。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开封市民们是幸福的。

得益于开封灿烂悠久的历史，他们不用出远门，就能从容走进自家门口的博物馆，近距离观赏那些价值连城的国宝文物。

然而随着一起震惊中外的馆藏文物盗窃案，这种天然的近水楼台的幸福感，瞬间变成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一层阴霾。

一、雨夜消失的国宝

年9月18日清早，经过一场夜雨洗刷的古城开封，在初秋微凉的晨风中逐渐苏醒。

伴随着城市的喧嚣，包公湖畔的开封博物馆也迎来了新的一天，准备开门迎接前来参观的民众。

然而随着博物馆一楼北侧明清展厅伸缩铁栅栏门的开启，当日值班的两位女性工作人员惊呆了。

多平米的展厅内，靠墙的多个玻璃展柜均有过被搬动的痕迹，离开了原本的位置，而原本摆放其中的珍贵文物却都不见了！

两位工作人员的第一反应，是急忙询问昨天值班的同事，是不是他们把展品收起来了。

陆续赶来上班的博物馆工作人员也逐渐发现了事情不对劲，经过一阵七嘴八舌的短暂慌乱，博物馆领导确认了一个令他们心惊胆战的事实。

那就是一共八个展柜、将近70件珍贵国宝惨遭盗窃！

反应过来的博物馆方马上封锁了博物馆大门，并降下了展厅所有出入口的卷闸门，同时安排人员迅速报警。

接到报警的警方人员闻知案情，深感事态重大，马上通知了当时的开封市公安局长武和平，武和平和副局长胡安太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出发博物馆的同时，武和平调集了武装警察，将整个博物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大限度保护了案发现场。

经过警方技术人员的现场勘查，在博物馆失窃展厅的地上，发现了被撬断的挂锁以及金刚石玻璃刀等作案工具。

与此同时，负责痕迹鉴定的技术人员在八个失窃的展柜玻璃柜体上，发现了疑似窃贼留下的多处皮肤及衣物印痕。

据此警方初步判断，窃贼是穿袜子、戴手套进入展厅作案，反侦查意识非常明显。

除此之外，现场并未发现其他有价值的线索。

而且更令现场所有警方人员吃惊的是，展厅墙上装着的八个红外报警器外面，每个外面都罩着一个红色的平绒布套。

经过检验得知，正是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平绒布套，导致展厅报警器全部失灵，一个都没有起作用！

仅凭这一点，就让现场所有警察的心里明白，盗走这批文物的人绝对是有备而来，而且手段高超，是高手中的高手，绝非一般的小毛贼。

而且被盗文物数量之巨，古今罕有，令人心惊。

而此时博物馆方面经过仔细的统计比对，也最终确定了失窃文物的数目和明细。

被盗文物一共69件，大多为瓷器和玉器，都是明清两代宫廷大内的皇家之物，绝大部分都是国家一、二级保护文物。

根据博物馆方面的文物专家估计，被盗文物按当时的市场行情，总价值达到6个亿！

要知道，90年代初，河南省的职工平均工资也不过才每人每月二百多元，“万元户”还是很厉害的存在。

相比当年的经济水平，以亿计算的估价，绝对是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这也使得9·18案直接一跃成为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文物盗窃案，也是继“蒙娜丽莎”盗窃案后的世界第二大文物盗窃案！

案情的严峻，让武和平深感对手难以对付之外，也感受到肩上如山一般的压力，沉重的心情，使得他厚厚的眼镜片下透射出的目光格外凝重。

二、这伙盗贼不一般

在初步勘验了现场之后，武和平马上确定了两个侦察方向。

一是命令技术人员不放过现场任何的蛛丝马迹，每一寸土地、每一个疑点、每一处痕迹全都要仔细勘察，不得从视野中遗漏。

二是针对博物馆所有的工作人员，上至领导、下至临时工，每一个人都要接受警方的调查问话。

这么做的目的，首先是要发现罪犯在中心现场遗留的作案线索，其次是为了确定罪犯究竟是内部人监守自盗还是外盗作案。

在所有的文物盗窃案中，确定窃贼是否内部人监守自盗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直接决定了整个案件调查的方向。

打个比方，查案其实就犹如在茫茫大海之上航行，一旦方向错误，将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所以警方很快就抽调了精干的侦察员，开始了对于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调查摸排。

而且调查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一些可疑之处。

开封博物馆除了正常的门卫之外，还有两名特殊的保安，那是养在博物馆院子里的两条狗，都是退役的警犬。

然而这两条警犬却在案发前一天（9月17日），被博物馆方面给拴了起来，关进了铁笼子。

武和平询问了博物馆的保卫科长以及警犬管理员，得知将狗拴起来是博物馆领导要求的。

根据博物馆领导的说法，将狗拴起来的想法早已有之。

因为博物馆经费有限，警犬的喂养是一笔很大的开支，而且狗狗经常会在院子里乱屙，破坏花草，既不卫生也影响游客参观。

所以他们早在92年的7月1号就提议将狗关起来，但因为事务繁杂，这事儿一直都没有确定执行。

直到9月16日上午的八点半，博物馆召开全体人员大会，才在大会上把这事儿定下来，并在第二天正式把狗拴了起来。

这么看来，博物馆方面的嫌疑基本不成立，很有可能是个巧合。

另一方面，侦察员对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走访摸排进行得也并不顺利。

一是很多人对于自己被警方叫走问话不太配合，因为觉得很委屈；二是很多有嫌疑的人经过多方面调查，最终都发现没有作案时间。

而与此同时，经过负责痕迹调查的干警们几个昼夜的艰苦工作，案件终于有了一些初步的进展。

首先是根据技术人员对博物馆周边尤其是围墙内外痕迹的勘验，在博物馆外的一堵斜墙上发现了蹬踏的痕迹。

结合围墙内地面以及博物馆二楼平台上遗留的脚印，同时在夜间安排侦察员王伟进行犯罪现场模拟加以分析，初步确定了盗贼作案时的行动轨迹。

博物馆二楼平台，盗贼由此进入展厅

盗贼在作案时正是由博物馆外的围墙上翻墙跳入，然后翻过墙内的铁栅栏，爬上与失窃展厅相连的二楼平台，撬开了展厅窗户上的铁栅栏进入。

被撬开的展厅窗户

进入展厅之前，盗贼脱下鞋子，只穿袜子由窗户进入，然后踩着安装红外线报警器的夹壁墙顶部的钢梁，给每一只报警器都穿上了红色平绒布的“衣服”，导致报警器都变成了聋子的耳朵。

中心现场凌乱的展柜

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当年的开封博物馆旁边，是一家叫作“开封中司木业有限公司”的企业。

两家单位紧挨一处，有一段共用的围墙，围墙里面有一道铁栅栏将两家单位隔开。

而盗贼正是从那段围墙翻过去的，但是他们在跳下围墙的时候，却落错了地方，跳在了中司木业公司的院子里。

因为17号的夜里下过雨，所以在中司木业公司的院子里留下了几枚清晰的鞋印。

根据鞋印判断，案发当晚进入中心现场的盗贼一共有俩人，其中一个穿的是当年很时髦的回力篮球鞋。

发现跳错方向的盗贼，重新又翻上墙头，越过铁栅栏进入博物馆院内。

这充分说明盗贼对博物馆内部的建筑布局并不熟悉，不知道博物馆和相邻的中司木业公司仅有一墙之隔。

根据犯罪心理学，一般犯罪分子作案，肯定会选择最近的路线，而且不会做过多的假动作，所以据此警方分析判断，盗贼是外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案发当日早上，现场勘查组进入失窃展厅的时候，在展厅地上发现的那两只被扭断锁梁的挂锁，也对这一判断做出了有力的证据支持。

这两只挂锁原本是挂在陈列珍贵文物的展柜上的，被盗贼使用工具扭断之后，随手扔在了地上。

现场勘察组在对现场进行地毯式勘察的时候，在失窃展柜玻璃上发现了吸盘印痕以及玻璃刀切割玻璃留下的划痕。

据此分析，盗贼进入展厅后，先是想着学那些熟练的玻璃工一样，用金刚石玻璃刀在玻璃上划出一个圆圈，然后用吸盘将被切割的玻璃取下。

想象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实际情况是，盗贼在玻璃上留下的切割痕迹一点儿也不圆，而且还是分成两刀划的，这充分说明盗贼对于玻璃切割的手艺并不专业。

而且因为制作展柜用的是特殊玻璃，所以切割失败，并没有实现切开玻璃柜，探柜取物的设想。

于是盗贼开始撬展柜上的挂锁，警方在现场发现的被暴力破坏的锁头就是证据。

然而盗贼们不知道的是，展柜上的挂着的这些挂锁其实只是虚设，是用来唬人的，即便是把锁头撬断了，柜门还是打不开。

无奈之下，盗贼只好使出最笨的办法，用蛮力将靠墙摆放的展柜搬开，露出了展柜后面相对薄弱的后背板。

最终，盗贼是破坏了展柜的后背板之后，才将展柜内的文物拿走的。

这一发现，证明了这一伙儿盗贼虽然有备而来、手段高超，但很明显他们对博物馆内部的许多内情并不知晓。

这充分说明作案的盗贼是博物馆外部人员作案，至此基本排除了内部人员监守自盗或是内外勾结作案的可能，确定了案件调查的重要方向。

这个结论的得出，对于公安局长武和平而言，是案件调查过程中第一个巨大的进步。

接下来，武和平指示技术骨干，进一步针对在中心现场发现的痕迹和物证加强调查分析。

调查分为两个方向，一组干警负责针对痕迹进行分析。

案发当晚，盗贼在发现玻璃刀切割和撬锁都打不开展柜后，于是使出吃奶力气将展柜挪开。

搬动展柜的时候，在玻璃板上留下了面部皮肤以及所穿衣物纺织品的印痕。

武和平要求技术人员结合这些印痕，以及在院子里发现的脚印、围墙上发现的蹬踏痕迹等，根据动势来计算出犯罪分子的身高体型等特征。

经技术人员分析，直接进入现场的两名盗贼中，穿回力鞋的人身高大概1.70米左右，身体健壮，体态中等，年龄在25岁上下；而另一名盗贼身高在1.72米左右，体态偏瘦，年龄约30岁。

因为盗贼作案之前一定会到博物馆内踩点，所以这个分析结论的获得，使得警方初步掌握了案犯的体态特征，为进一步排查案发前几天内参观博物馆的可疑人员提供了有力参考。

而调查的另一个方向，则是针对盗贼遗留在现场的几项重要物证展开调查。

物证一共有三样。

一是被犯罪分子掉落在展厅地上的金刚石玻璃刀。

二是他们用来罩住红外线报警器的红色平绒布套。

三是用来固定红色布套时所使用的黑色六号票夹。

这三样东西在普通人看起来，都不起眼。

可是在经验丰富的老警察眼里，每一样都有可能是揭开迷雾、破获此案的关键。

三、破不了案就辞职

在武和平的要求下，几乎整个开封的警力全都投入了对这几样物证的调查工作。

物证调查组抽调精干警力组建物证调查小分队，兵分三路，东到上海，西赴山西，南下武汉，北上吉林，针对各自负责的物证展开追根溯源的调查。

更多的警力则在开封城内展开了掘地三尺一般的走访调查。

每一家商场、布店、服装店、五金店、杂货铺都是警察调查的对象，目的只有一个，务必要查清楚这三样物证的来历。

产自哪里？销往何处？卖了多少？

这简直犹如大海捞针一般的调查，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很难完成的。

为此，公安局长武和平做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很不寻常、甚至有些惊人的动作。

他主动联系了开封电视台，希望做一期针对全体开封百姓的现场直播。

开封电视台同意了武和平的请求，特意为他安排了晚间的黄金时段。

直播的那天晚上，武和平来到开封电视台的新闻中心，导播中断了正在热播的港台武侠电视剧，镜头切到了武和平所在的直播间。

武和平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沉稳平和，开门见山地向电视机前的全体开封百姓公布了案情。

他细述了开封博物馆明清展厅失窃的文物数量，同时通过摄像机的镜头，向群众展示了盗贼遗留在中心现场的红色平绒布套、玻璃刀等物证。

武和平讲得非常详细、非常坦诚，他真诚地向全市人民发出呼吁，希望大家能够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为破案提供线索。

同时他也发出悬赏，凡是为破案提供了有效线索或是起到重要帮助的，无论是谁，都可以获得1万—5万元的现金奖励。

用当年的眼光来看，公安局长上电视公布案情本就已经属于剑走偏锋，而在直播中公然向全市人民发布悬赏公告，则更有些惊世骇俗的味道。

彼时改革开放的春风虽然已在神州大地吹拂十几个年头，无论是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是商品经济意识都已经有了相当的提高，但为了破案而设悬赏的“旧社会”做法还是在群众之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然而无论反响如何，开封人民还是非常深明大义，大家都觉得自己家的宝贝丢了，无论如何都得把它们追回来，哪怕是没有任何悬赏，这事儿也得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

在经过电视台直播，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之后，武和平又召开了开封市公安局关于九一八特大馆藏文物被盗案的全体誓师动员大会。

武和平在这场动员大会上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可以从他在大会上的讲话中略窥一二。

下面是我整理的他在主席台上的部分发言，请列位看个分明。

九一八大案震动全市、波及全省，影响极为恶劣，犯罪分子盗窃的不仅是古城开封价值连城的国宝，更是对开封余名公安干警的挑战！

大家应该清醒地看到，我们遇到的是迄今为止第一流的罪犯，而且他们已经赢得了第一步！我们怎么办？

不利的条件有很多，案犯是谁？来自何方？作案后又逃向了哪里？被盗文物现在的命运如何？这一切统统都是未知数，统统都是一团迷雾。

同志们，一流的案件会造就出一流的侦察员，作为一名警察，能够遇到这样一起国内罕见的疑难大案，并且最后能够拿掉这起案件，这叫作三生有幸！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罪犯是在冒险，他们是在拿生命作为赌注，他们知道，做这样的案件，发现了会杀头，发现不了，会吃一辈子！

而对我们来说，也面临着两种抉择，要么案件做上去，一辈子翻不了身，挺不起胸，抬不起头，让老百姓戳我们的脊梁骨，说我们是粮食局，是吃干饭的！要么这是一次大的机遇，我们大成功，同志们立大功，奇功盖世！

今天，不仅是动员，而且是誓师，是纪律，是命令！

对于这起案件，我已经代表全局，向省市委立下了军令状，破不了这起案件，我武和平就地辞职！这是我主帅无能！

但同时我也要告诫大家，按照指挥部的要求，哪一个同志在工作中掺了水分、眼睛里揉了沙子，从手指头缝儿里把案犯给我漏掉，撤职！降级！永远不授予警衔！

即便是在如今看来，这番讲话也是非常接地气、非常鼓舞斗志的，从武和平这番掷地有声的动员令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当时背水一战的巨大决心。

彼时的武和平已经42岁，土生土长的开封人，他由一名普通的户籍警干起，已经从警二十多年。

然而九一八大案发生之际，他当上开封市公安局长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警察，同时也是新官上任的新任开封公安局长，他自然深知军令状不是随便立的，破不了案就地辞职这话也不是随便说说的。

来自上级和民间的种种巨大压力，让他在大会上说出这番破釜沉舟的话的同时，也激起了他内心的熊熊斗志和豪气。

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已然徐徐拉开战幕。

四、笨办法和苦功夫

有道是饭得一口一口吃，路得一步一步走。

慷慨激越的誓师动员大会开过之际，对于现场物证来源的调查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先说三项物证里发挥最大作用的红色平绒布套。

这八个红色平绒布套的裁剪虽然粗糙，但一看就是经过盗贼的精心设计。

布套呈梯形裁剪，并在底部剪开两个三角形的口子，从而形成一种倒皇冠形。

根据警方的犯罪现场模拟，发现盗贼是将布套由下而上将报警器套住，然后用铁质的票夹将开口处固定。

警方技术专家对博物馆内安装的报警器进行了调查，发现此种报警器为一种红外线被动式报警器，产地为福建。

报警器的红外信号感应装置

该报警器的原理是利用人或生物体产生的红外线热能，在靠近报警器的有效探测范围内时，由报警器感应到红外信号，从而引发警报。

然而这种红外线报警器最大的缺陷是可靠性和灵敏度都不高，并不适合在博物馆这种陈列无价之宝的地方使用。

盗贼肯定是在前期进行踩点的时候，就专门针对报警器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并在踩点结束后专门准对该型报警器做了专门的研究。

武和平询问技术专家，盗贼是否有专业的无线电知识，有无职业特点。

专家的判断是这伙盗贼缺乏相应的无线电专业知识，而且也没有职业特点。

这也就意味着，想通过职业特点入手调查盗贼身份的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办案无捷径，许多时候，就得拿出愚公移山的精神，从最困难、最繁杂的功夫上做起。

侦察员们信心满满地对开封市内所有布匹销售摊点和服装厂、服装店进行了地毯式的走访，甚至许多热心群众都贡献出了自己要做旗袍或是家里盖电视机的平绒布。

然而最后迎接大家的结果，却是巨大的失望。

整个开封、甚至整个河南省，都没有和在案发现场发现的红色平绒布套一样材质的平绒布生产和销售。

这个结果，除了说明盗贼是由外省流窜至开封作案的之外，对于案情的推进并无任何的作用。

而针对玻璃刀和票夹的调查同样异常艰难。

经过大量的走访调查，警方发现盗贼遗留在中心现场的玻璃刀并非开封所生产。

这种叫作“全铜把注油式玻璃刀”的产地，位于同河南省毗邻的山西省，是在山西稷山县南松河村的一家个人开办的金刚石加工厂里生产的。

截止案发时，这一型的玻璃刀一共生产了把，分别销往5个省的22个单位。

既然有了产地和销售数目的信息，接下来就是要把每一把玻璃刀的流向都搞清楚。

这绝对不是个轻省的活儿。

从地图上看，玻璃刀的销售主要位于长江和黄河以北的五个主要省份和地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的石家庄以及湖北的武汉。

警察的活儿做得非常细致，细致到什么程度呢？

拿武汉为例，警方调查得知，武汉市中南商业大楼曾于年的10月8日，购进20把该型号的玻璃刀。

如果说玻璃刀的数量不算太大，还算是好查的话，那针对票夹的调查就是难于登天了。

因为这种票夹实在是太过普遍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数目之巨，难以想象。

但开封局的侦察员们也是真的下了苦功夫，两位侦察员硬是在一个傍晚，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的小卖部里，发现了和案发现场一模一样的票夹。

根据这条线索查下去，发现这种票夹的产地在上海，主要销往黄河以南，湖北、两广等广大地区。

而这种票夹从89年3月份开始生产，到案发时已经生产了一百二十二万两千三百多只！

要想从这些巨大的产销量当中发现物证的来源，比之大海捞针也不遑多让。

如今的我们无从想象在当年没有互联网、信息化技术加持，而且刑侦手段还相对很落后的条件下，开封局的侦察员们究竟经历了怎样的艰苦和困难。

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最终还是有了一个极大的突破。

他们使用的是最原始的办法，侦察员们把针对两种物证销售地区的无数次调查走访结果在地图上逐一打点，结果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这种上海产的票夹主要在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销售，它和玻璃刀的销售地点分布，在中国地图上形成了南北两个巨大的扇面。

侦察员们调查到的所有销售地都是单一物证，也就是在某个地方要么只有玻璃刀卖，要么只有票夹卖。

只有在南北两个扇面的交汇处，位于开封以南五百多公里外的湖北省武汉市，物证调查组同时发现了两种物证同时销售的地点。

那是位于武昌区的中南商业大楼，在这家销售单位里，既售卖案发现场同型号的全铜把注油式玻璃刀，也有案发现场的同款票夹销售。

这个巧合的出现，充分说明武汉市中南商业大楼极有可能就是九一八大案中，盗贼作案工具的购买地。

从警多年的武和平，深知当时文物盗窃犯罪的一般规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北方靠挖，中部靠盗，南方拎着跑。

这句话非常形象地描述了文物犯罪“盗运销”一条龙的现状。

作为文物大省，河南同时也是文物盗窃案件的高发地，被盗文物大部分都通过南方的渠道在黑市上被出手或直接流出国门。

而通过在物证来源上的这一点进展，武和平和他的战友们感觉眼前的迷雾开始逐渐消散。

案犯是何方人氏，从何而来又逃往何处，这些疑点的调查范围在案发之初是广袤的万平方公里。

而这一进展的获得，让茫无头绪的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大幅缩小，变成了一个点。

这个点，就是九省通衢，武汉市。

五、民工、教授和明星

年9月27日，九一八大案后的第九天。

武和平和他的战友们经过对于文物犯罪规律的分析，结合物证玻璃刀与票夹只有在武汉中南商业大楼同时销售的线索，认为武汉是破获此案的重要地点。

于是在这一天，开封公安局成立了九一八大案武汉工作组。

浩浩长江，龟蛇对峙。

武汉工作组由副局长胡安太带队，一路南下、跨过长江，于10月1日国庆节赶赴武汉展开调查。

而在开封当地，除了在物证方面取得的进展之外，前期在当地展开的可疑人员调查也逐步有了收获。

警方根据调查走访得知，与博物馆一墙之隔的中司木业公司每天晚上都有两名民工睡在围墙边上的棚子里。

案发当日凌晨四点钟左右，两位民工照常起床蒸馍时，其中一人发现将中司木业公司与博物馆隔开的围墙上有个人影。

那个人影正趁着漆黑的夜色顺墙滑下，正好跟刚要起床的民工打了个照面。

根据那位民工对于顺墙而下那人的相貌回忆，说他长得有点胖胖的，有点像一位坐过牢的明星，迟志强。

而另一位民工经过仔细回忆，想起了那天凌晨他听到的两种声音。

一种是“玻璃的撞击声”。

侦察员判断，他听到的所谓玻璃撞击声应该是盗贼从博物馆内窃得的瓷器文物，在搬运过程中因为没有固定好所发出的撞击声。

另一种声音则是汽车发动的的声音，汽车在发动着之后，大概是向东面开走了。

这个线索的发现，让警方判断盗贼很有可能不仅是两人，除了直接进入中心现场实施盗窃的两人之外，在博物馆外他们还有接应。

而且夜半汽车声的出现，说明他们作案时使用了交通工具，这也符合他们窃得大量文物后迅速转移运输的逻辑。

于是在数天后一个雨夜的凌晨，武和平亲自带队，来到中司木业公司的民工工棚外，邀请两位民工帮助警方进行一次“听声辨车”的现场模拟。

警方先后安排了面包车、东风卡车及大众桑塔纳等数辆不同类型的汽车，从博物馆围墙外发动并向东行驶，让两位民工仔细辨别引擎发动和汽车行驶的声音。

经过反复的模拟和辨听，并且在考虑到案发凌晨民工与盗贼照面时心中恐惧，有可能强化当时听力，导致听到的引擎声可能比实际要响的因素，警方最终得出判断，九月十八日凌晨出现在案发现场附近的汽车极有可能是辆小轿车。

这条线索之外，在对案发前几天内进出博物馆的可疑人员调查过程中，博物馆明清展厅的一位女性工作人员给警方提供了另一条重要线索。

9月初的时候，有一名自称是武汉大学教授的男子，偕同一位男性朋友进入明清展厅参观。

此人身高大概一米八左右，二十八九岁的年纪，参观过程中，“武大教授”对展品的参观非常认真仔细，尤其对于瓷器和玉器格外感兴趣。

然而与他的认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名男子却似乎对陈列在展柜中那些琳琅满目的国宝并不感冒，他的目光一直望向屋顶和窗户的方向。

警方马上意识到这两名男子具有重大嫌疑，而且在接下来的调查中，这位行迹可疑的“武大教授”也在博物馆门卫大爷处得到了印证。

从门卫大爷处得知，案发之前，大概八、九号的时候，曾有前来参观博物馆的三人给他留下了较为深刻的印象。

这三人中为首的是一名自称武汉大学教授的男子，当时他们于中午一点半左右来到博物馆，提出要进馆参观。

门卫大爷告知对方博物馆要下午两点半才开放，于是“武大教授”就与门卫大爷攀谈了一会儿，还向他递了一支红塔山香烟。

警方向门卫大爷询问武大教授的口音，门卫大爷非常肯定的说那人操着一口湖北普通话。

门卫大爷告诉警方，因为自己的妹夫就是湖北人，所以对于此人的湖北口音他有着十足把握。

另外，门卫大爷还回忆起在与“武大教授”的交谈中，“武大教授”声称自己是从北京到开封来参加黄河中下游会议的。

这一点，同样也在博物馆的另一位负责来客登记的工作人员处得到了证实。

据该名工作人员回忆，9月2号的时候，曾有自称是“武大教授”的一名男子偕两名男性同伴前来参观，号称是来参加黄河中下游会议。

警方迅速了查询那个时间段在开封召开的所有大小会议，然而并没有什么所谓的黄河中下游会议。

这名说谎的“武大教授”的嫌疑瞬间升高了。

当警方向其询问那三个人有没有带什么东西时，工作人员经过回忆，想起当时那三人说他们带了一部大众车。

那个年代汽车还不像今天一样普及，那时候小汽车一般都是机关单位、工矿企业所有，个人有车的少之又少。

拿中国第一部合资品牌轿车上海大众桑塔纳为例，83年才在上海由德国进口的零件组装下线，85年的时候才成立上海大众公司，到92年的时候，全国桑塔纳轿车累积产量才刚刚达到十万辆。

在那个县长才配北京吉普车的年代，大众桑塔纳这样的高级轿车是非常时髦、非常昂贵的，是一种身份象征。

正因如此，桑塔纳在彼时国人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谁要是带上一部桑塔纳车出差，那是非常有面子的一件事儿。

既然工作人员能够回忆起这个细节，说明那位“武大教授”的身份地位确实不一般。

就在此时，又有新的关于车的线索传到了指挥部。

九一八案发之后，武和平指示在开封博物馆附近加强了夜间巡逻警力，其中有两名警察在夜巡过程中，遇到一位凌晨三点多准备上班的环卫工人。

因为当时的九一八大案已经闹得是满城风雨，所以环卫工见到警察盘问并不紧张，配合之余还主动询问是不是查关于九一八的事儿。

同时他向两位巡逻警察提供了一个线索，他回忆9月18号那天凌晨三点三十五分左右，他在路过博物馆外包工湖边的这条路时，看到博物馆外面的树影下停着一辆车。

之所以时间记得这么精确，是因为他上下班的时间非常固定，而且每天上下班都走包公湖边这条路，对这条路非常熟悉。

根据环卫工的描述，那是一辆小轿车，车是浅颜色的，有点像是米黄色，而且那辆车的车身上斑斑驳驳，一块儿一块儿的，看起来可破了。

无独有偶，九一八凌晨，包工湖渔场的工人吴玉柱与同事三人围着包工湖进行巡湖作业的时候，路过杨昌明发现可疑车辆的位置时，吴玉柱三人也发现了有一辆小轿车停放在路边树下的黑影里。

和急匆匆赶去上班的杨昌明不同，吴玉柱他们几个因为负责巡湖的工作，所以随身带着强光手电筒，于是揿亮手电，朝那辆车扫了扫。

吴玉柱他们用手电照那辆车的目的，其实除了工作职责之外，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原因。

因为夜晚巡湖的原因，吴玉柱他们曾经见过有半夜停在湖边上下不停晃动的小汽车，凑近一看，原来是一对男女在车里做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足以证明车震这种事儿绝对是有优良传统的，将近三十年前的时候，人们已经对这种狭窄密闭空间里的二人运动乐此不疲了。

结果当吴玉柱他们的手电光柱扫过那辆车的时候，他很快地就把手电关掉了，并未走上去观察盘问。

他对警方的解释是，当他用手电光扫射那辆车的时候，他发现车头悬挂的车牌是白底黑字，K字母开头。

因为他当过兵，所以知道K字头的车牌是空军部队的车。

他拦住了想上前查看的工友，因为他担心那是空军的同志在执行任务，觉得不能干扰人家。

警察问吴玉柱知不知道那是辆什么车，看没看清车牌号码？

吴玉柱非常肯定地说那是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车上一片一片的全是泥水，很脏，一看就是跑过长途的样子。

至于车牌，他没记住，只记得印象里车牌号码中间有一个0或者是两个0。

警察再次向他确认，能不能确定那辆车就是大众桑塔纳。

吴玉柱说绝对没问题，因为他非常喜欢车，绝不可能认错。

警方判断，吴玉柱和环卫工所见的，明显是一辆车。

这说明这辆车从凌晨一点多到四点左右，一直都停在那里，然后在中司木业公司民工准备起床开始蒸馒头的时候开走了。

据此基本可以断定，这辆悬挂着空军牌照的白色桑塔纳，就是盗贼作案使用的交通工具。

武和平他们分析，盗贼驾驶机动车，长途行驶来开封作案，加上之前多次踩点，必然会在开封寻有落脚栖身之处。

只要他们住宿，就必然会留下痕迹。

结合案发时间及前期获得的嫌疑人线索，将时间从9月17号倒推至9月1日，指挥部抽调警力，翻阅了这一时间段内开封所有宾馆、酒店、招待所和小旅馆的入住登记记录。

通过调查得知，这一时间段内，来开封的外地人一共有多人，这些人都在警方的调查之列。

这个人数，即便放到所有宾馆酒店都电脑联网、实行实名制登记的今天，也是个不小的工作量。

更何况在Windows操作系统还没有进入中国的90年代初，使用DOS系统的电脑也只是极个别高档酒店才有的配置，而且完全没有联网。

绝大多数的宾馆酒店招待所都是纸质的入住记录。

在浩如烟海的纸质记录当中查询那六万多外来人口的身份信息，并发现可疑人员，这样的工作量实在难以想象。

然而这一切都阻挡不住开封局干警们破案的决心，在他们日以继夜的奋战下，几名具有重大嫌疑的外地入住人员逐渐浮出了水面。

探长黄辰光带队调查到距离博物馆不远的开封迎宾饭店时，经过翻阅入住登记记录和询问值班经理，发现了一个不太寻常的细节。

9月初的入住记录显示，有几位客人在办理入住登记之后却并未入住。

黄辰光敏锐地察觉这里面有问题，于是询问值班经理，值班经理对当时办理入住的那几人印象还比较深刻，因为其中一人自称是唐国强。

90年代初期，如今被誉为包揽中华上下五千年的唐国强老师，那是已经是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

感受下唐老师年轻时的颜值

因为长相俊美，当年有奶油小生称号的唐老师在国内女观众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地位。

所以这位值班经理听到唐国强的名字，还以为是电影明星唐老师来了，结果仔细一看并不是，不由得有些失望。

几人办完入住登记之后，上楼到房间看了一眼，随即就下了楼说要退房。

退房的原因是他们嫌迎宾饭店房间的条件不太好，没有带卫生间的房间。

黄辰光探长问值班经理，知不知道这几人退房之后又去了哪里？

值班经理回忆说他们有可能去了邻近的东京大饭店，因为那里的规格和住宿条件比较好，都是带有卫生间的标准房。

黄辰光马上带人杀奔东京大饭店，来到前天进行调查。

在当年的开封，东京大饭店是数得着的高档酒店，装修得富丽堂皇，前台登记处已经很洋气地使用上了电脑。

经过黄探长的询问，东京大饭店的前台工作人员调出9月初的入住记录，果然发现了唐国强的名字。

跟唐国强一起来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叫陈纳德，另一个登记的姓名是李军。

三人的工作单位登记的是湖北武汉铁路分局。

经过查询登记信息，黄辰光得知唐国强、陈纳德等几人住在号房间，于是让客房服务员带路，去房间查看。

进入房间后，黄辰光马上就明白这伙儿人为什么要中途更换酒店了。

因为东京大饭店位于开封博物馆的东南方向，隔着马路遥遥相望，直线距离只有多米。

从号房间的窗户望出去，开封博物馆大门位置的情形尽收眼底，看得一清二楚。

黄辰光作为探长，经验丰富，他几乎可以马上就断定，曾在这个房间里住了5天的陈纳德、唐国强和李军三人，就是九一八大案的真凶！

黄探长当时心里一阵激动，案发这么多天过去，他终于第一次真实地触摸到了这伙儿盗贼的行踪！

让我们再把视线投向远赴武汉的开封局武汉工作组。

工作组在副局长胡安太的带领下，迅速展开工作，第一时间赶赴美丽的武大校园，调查身高1米8左右，年龄在二十八九岁的男性教授。

然而武大负责与开封警方接洽的工作人员告诉胡安太，他在武大工作多年，对于学校里的每一位教授、老师都非常熟悉。

而且年纪轻轻，二十八九岁就能当上教授、哪怕只是副教授的，绝对是破格提拔，这样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根据他们对在校教职工的了解，武大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人。

这一线索至此就算是断掉了。

武汉工作组并未灰心，马上根据指挥部的指示，赶赴武汉铁路分局调查陈纳德、唐国强和李军三人的身份。

经过走访调查，在案发期间，武汉铁路分局一共有85人因公或因私到过开封，其中有5人曾登记入住在开封市东京大饭店。

结合东京大饭店的入住登记记录，警方发现这5人中仅有两人能够在武汉铁路分局的职工花名册中查到，而剩下的三人则查无此人。

这三人正是陈纳德、唐国强和李军。

在武汉铁路分局多名干部职工中，根本没有名字叫陈纳德和唐国强的，叫李军的倒是有16个，但这16个李军在案发期间都没有去过开封。

眼看着这一条线索马上又要中断的时候，一条全新线索的出现，使得整个九一八大案的侦破工作出现了巨大的转机。

六、画影图形寻真凶

年10月26日晚。

副局长胡安太回到开封指挥部参加案件会商，在会议结束后快要出门的时候，突然被急匆匆从办公楼里冲出来的侦察员王星飞给叫住了。

王星飞一脸激动，说有重要的线索向胡安太汇报。

王星飞说自己在整理案件卷宗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重要的情况。

在9月29日开封公安局召开案件协调会的时候，有一起发生在郑州市的8·5盗车案，郑州公安局曾就此案请求开封市局进行协助调查。

8·5盗车案的嫌疑人中，也有一个叫作唐国强的人。

胡安太马上那个意识到这绝非巧合，于是马上临时召集会议，针对发生在郑州市金桥宾馆的这起盗车案件展开紧急会商。

经过调取郑州8·5盗车案的案件资料，开封警方发现，在8月5日郑州金桥宾馆盗车案里失窃的车辆，正是一辆全新的白色桑塔纳轿车。

根据8·5盗车案的资料显示，7月29日，有三名自称是广州宏达电子公司的男子，驾驶一辆红色夏利轿车，来到中原油田下属的郑州金桥宾馆登记入住。

这三人在宾馆登记的姓名分别为陈纳德、唐国强和林沙，而他们所驾驶的那辆红色夏利车所悬挂的车牌，正是K字母打头的空军牌照，牌照号码为：K43-。

他们来郑州金桥宾馆的目的是购车，因为当时开封市机电公司驻郑州办事处就位于金桥宾馆的房间，对外有一辆白色的桑塔纳轿车出售。

陈纳德、唐国强等三人在入住后的第二天找到开封市机电公司驻郑州办事处主任傅焕成，表达了购买桑塔纳轿车的意愿，并提出要试车。

傅焕成见这几人穿着时髦、而且还驾驶着挂有空军牌照的夏利车，认为他们是真心买车，于是就把车钥匙给了三人中的林沙。

林沙上车，非常熟练的点火挂档，在院子里绕了两圈之后，突然一脚油门就冲出了院子，扬长而去。

傅焕成当时就急了，说怎么就这么把车给开走了？

唐国强安慰他说你怕什么，我这兄弟最是爱车之人，你不让他好好试试，我们怎么决定买呢。

说完还给傅焕成看了他们手里拎着的密码箱，傅焕成一看密码箱里一沓沓都是大团结，加上唐、陈二人都在，也没再说什么。

一直过去了得有大概40分钟，林沙才将车子开回来。

将车钥匙交还给傅焕成之后，三人经过商量，告诉傅焕成他们对车子很满意，但是得再跟远在广州的老板汇报一下。

结果短短五六天之后，那辆车就失窃了。

失窃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包工湖渔场工人吴玉柱等三人在巡湖时看到的中间有一个0或两个0的空军牌照，以及先后出现在郑州和开封的陈纳德、唐国强等人，这些线索集中在一起，让指挥部意识到案件侦破即将出现重大转机！

武和平一声令下，开封局的干警们马上驱车直奔郑州而去。

赶到郑州金桥宾馆并说明来意之后，警方得到了中原油田及金桥宾馆领导的大力支持。

干警们先是详细查阅了金桥宾馆的入住记录，发现登记册上的唐国强家庭住址是广西省博白县人，而他的身份证号中表示年龄的号码段为，也就是1年6月6号生人。

而在开封的迎宾饭店和东京大饭店的入住记录中，唐国强的身份证年龄号码段也是。

这充分证明盗车案的嫌疑人唐国强和九一八案的唐国强乃是同一个人。

警方判断，这伙人先是在8月份在郑州盗车，目的就是为了给一个多月后的9·18大案准备作案交通工具。

当时嫌疑人林沙将车子开出院子的40分钟时间，其实是去配车钥匙的。

90年代的车子电子科技含量比较低，没有发动机防盗、芯片钥匙等科技加持，就是最普通的钥匙，随便在路边找个配钥匙的摊点就能搞定。

窃得作案车辆之后，该团伙一行人9月初来开封博物馆踩点，最后于9·18的凌晨犯下惊天大案。

接下来，针对嫌疑车辆上的空军牌照，警方在金桥宾馆的配合下，先后向广州空军、济南空军和兰州空军等相关单位进行了查询。

经查询得知，两年多之前，隶属广空的一辆报废车辆上曾经丢失过一套车牌，车牌号码正是K43-。

接下来，开封局干警详细询问了当时接待唐国强等人的服务员，并根据她和傅焕成的回忆，以及前期在开封走访调查时当事人的回忆，让警方的画像专家给唐国强、陈纳德、李军及林沙等四人绘制了模拟画像。

至此，笼罩在9·18大案的四名主要案犯身上的重重迷雾总算是初步被揭开了。

警方分析，陈纳德等四人先是盗窃了广州空军报废车辆的车牌，并将车牌悬挂于一辆红色夏利车上，来到郑州盗窃了白色桑塔纳轿车。

在盗车得手之后，这伙人将空军车牌卸下，安装在了桑塔纳车上，然后驾驶桑塔纳作案。

当时像桑塔纳这个级别的轿车，一般只有局级以上干部才会配备，这也比较符合空军车牌的属性。

犯罪分子在驾驶这辆悬挂空军牌照的桑塔纳车来回流窜的时候，会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最起码很多交警是不会主动拦截军牌车辆的。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伙盗贼的反侦查意识不是一般的强。

在随后进行的案情讨论会上，武和平谈到这四个人的时候，先是说很明显这几人的名字很可能都是化名，然后他问大家知不知道这个陈纳德是何许人也？

有知道的同事回答，陈纳德是不是当年二战的时候，美国空军支援中国的志愿航空队“飞虎队”的指挥官？

武和平点头称是，接着分析说根据这几个名字和我们所掌握的几个人的一些行为特征，我们可以大致推测一下这几个人的性格特点。

首先是这个陈纳德。

根据这段时间按图索骥的走访，可以大致判断此人性格外向、善于交际，在整个团伙里最活跃。

他以陈纳德为化名，说明这位二战时期的飞虎队长极有可能是他的崇拜对象。

而且通过他一会儿自称是武大教授、一会儿自称是铁路局领导来看，此人非常自信，有很强的领导意识，应该是团伙的主谋。

另外，此人挑在9月18日这个中华民族的国耻日进行作案，说明他企图在社会上造成轰动效应，这充分反映了此人的狂妄和意图做出惊天大案的野心。

其次是林沙。

此人在团队中最少露面，非常不活跃，给人的感觉诡秘而内向，性格沉稳，极有可能是团伙儿的二号人物。

在团伙里扮演的是隐藏在主犯背后的军师角色，是个摇鹅毛扇的小白脸，但他的驾车技术相当高。

然后是唐国强。

此人以著名影星的名字作为化名，说明此人可能是一个浅思维型的人物。

从多人对他的体貌特征描述来看，此人体格粗壮，结合中心现场的步法动势分析，有很强的攀登能力，体力很好，应该是直接进入明清展厅实施盗窃作案的人。

而且从进出中心现场的路线和撬压痕迹及手法等判断，此人极有可能是个盗窃惯犯。

最后是李军。

武和平分析，李军在团伙里所担负的工作，是每到一地先打店，填报住宿登记。

这一点，从他在郑州金桥饭店和开封迎宾酒店登记簿上所留下的笔迹完全一致上得到了充分印证。

所以此人平时主要就是拎着密码皮箱搞后勤，等别人都走了之后他再负责收摊儿，是团伙里的后勤部长。

通过对这四人的深入分析，武和平他们得出结论，案件至此已经获得重大进展。

同时他们通过将8·5案和9·18大案并案侦查，确定了下一步的调查方向，重点是调查涉案的白色桑塔纳轿车和失窃文物的流向。

以车找人或以人找车，无论是车还是文物，只要有一项能够查出结果，就是此案的重大突破。

就在此时，从河南省公安厅传来线报，有三名文物盗窃犯将于11月3日携带数十件被盗文物，经由许昌南逃广州。

这对于案件久攻不破的开封公安局而言，无疑是个天大的喜讯。

开封局马上抽调精干警力赶赴许昌，协同许昌警方，缜密侦察，严密布控。

候车室、车站广场甚至是铁路沿线上都布置了大量警力，誓要让罪犯插翅难飞。

上午十时许，开往广州的次列车到达了许昌站，干警们迅速上车，逐节车厢排查嫌疑人的踪迹。

发现情形不对的犯罪分子突然跳窗逃跑，被已经在铁路线上布控的干警抓个正着。

随着该嫌疑人随身携带的黑色密码箱打开，被一团团碎纸条包裹的文物赫然在目，就在参与抓捕的干警喜出望外的时候，来自开封的警察们脸色却变得十分难看。

9·18案发以来，开封的警察们天天都要跟那些失窃国宝的照片打照面，时间久了，全都熟悉得不行，此时一看那些文物，都不用专家鉴定，马上就认出这些完全不是开封博物馆的馆藏。

后经过审讯，携带文物南逃的犯罪分子也确实与9·18案无关。

好不容易盼来的希望就此破灭，加上案件久攻不破，专案组的士气一下变得十分低沉。

而感到压力巨大的，并不仅仅只有警方。

案发后，武和平的指挥部就设在开封博物馆内，所以博物馆一直无法正常营业，担心破案无望的博物馆员工甚至出现了想不开要跳楼的情况。

有人建议武和平将指挥部搬出博物馆，但经过慎重考虑，武和平决定坚持下去，要给所有的人以希望。

时间转眼到了11月18日，这天晚上，指挥部突然接到来自湖北枝城公安局的电话，点名要找武和平。

接电话的警察叫起和衣躺在沙发上的局长武和平，武和平接起电话，枝城警方告诉他，今天上午9点10分，他们抓获了4男1女，从他们身上搜出了大量文物。

这些文物，经过他们与开封局的协查通报上失窃国宝的照片比对，差不多全都能对上。

喜出望外的武和平一个不小心，将放在桌角的一只玻璃茶杯碰翻，掉在地上摔破了。

众人惊呼声中，武和平露出久违的笑容，连连说破了破了。

大家受到他的感染，也纷纷笑起来，都觉得这是个好兆头。

得到枝城警方的消息后，武和平当即决定亲自率队连夜赶赴枝城。

出发之时，天降瑞雪。

专案组每一个人都感到一阵轻松，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赶来为武和平一行送行的人中，甚至还有人为他们准备了庆功的鞭炮放到了车上。

然而，在湖北枝城，迎接经过雪夜千里奔袭的武和平他们的，是又一次的遗憾。

经过随行的文物专家鉴定，这批文物全都是赝品，而那落网的四男一女同样也跟9·18案件没有任何的关系。

失望再一次笼罩了整个队伍，就在大多数人都准备无功而返，回到开封重头开始的时候，武和平却决定亲赴武汉，进行实地走访。

七、团伙里的猪队友

来到武汉之后，武和平先后去了与案件相关的几个重要地点。

有着敏锐洞察力的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以中南商业大楼为起点，先后是武汉军区、武汉铁路分局，直到终点武汉大学，三公里的一条线贯穿起了四个单位。

联系案情，中南商业大楼是重要物证的发现地，驾驶军牌汽车的陈纳德等人先后自称武大教授和武汉铁路局干部，这一切是偶然还是必然？

武和平做出一个大胆推测，案犯极有可能是土生土长的武汉本地人，而且极有可能就居住在这一带，否则不可能对这一方圆不到三公里的地方如此熟悉。

所以，必须下决心在这一带掘地三尺，找出犯罪分子的的线索。

接下来，武和平在与武汉警方吃晚饭的时候，武汉局的于文学副处长向武和平提供了一条线索，在武汉中南路一带，有一个盗车团伙，专偷桑塔纳轿车。

于是武和平安排此次随行的侦察员王伟，在回开封进行准备工作之后，再赴武汉，扎根于此，查人、查车，而且要彻查到底。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王伟从小在武汉军区大院长大，对于这一带的情况非常熟悉，是执行此任务的不二人选。

于是在11月27日，王伟携妻子李静萍及女儿王珊珊同赴武汉，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带着老婆孩子回到武汉，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完全是为了任务需要。

李静萍是开封局治安科的干警，特奉命配合丈夫展开调查，带着孩子也是一种身份上的掩护，在街头调查时不易引人注意。

王伟夫妻到达武汉的第四天的12月1日上午十时许，夫妻二人带着孩子，挎着相机，以游客的身份到南京路一代调查。

当来到南京路和鄱阳湖路交口的时候，王珊珊被路口售卖的糖葫芦吸引，非要买糖葫芦，王伟拗不过女儿，于是让李静萍带女儿前去购买，而他自己则站在路口来回观察过往车辆。

就在此时，从北边开过来的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引起了王伟的注意。

在武汉的这几天里，可以说只要一看到白色桑塔纳就马上观察车牌已经成了王伟的条件反射，当他的目光望向那部车的牌照时，发现正是一串熟悉又陌生的号码：K43-！

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瞬间冲上心头，王伟朝妻子喊了一声，马上拔腿就跑，紧紧地跟在了白色普桑的身后。

夫妻同心，李静萍一看这架势，已然明白了七八分，她赶紧抱起孩子，随手拦了一辆富康出租车，也迅速跟了上去。

赶上王伟后，夫妻二人向出租司机亮明身份，要求他紧紧跟上前面的白色桑塔纳。

在王伟频频举起的照相机镜头里，这块让开封所有警察朝思暮想的K43-的空军牌照，从未如此清晰。

很快白色桑塔纳就在武汉海关门口停了下来，从车上下来一男一女，迈步走进了海关大楼，只剩司机留在车上。

王伟马上下车跟了上去，同时让李静萍赶紧去找地方给指挥部打电话。

情况紧急，夫妻二人根本来不及考虑独自留在车上的女儿，王伟只好迅速举起相机，对着车里不停喊爸爸妈妈的女儿按下了快门。

事后王伟说，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留个证据，万一孩子丢了，也好凭借照片寻找。

随后，王伟举着相机装作游客拍照，将那一男一女及司机都通过相机镜头收进了胶卷的底片。

不多时，那对男女从海关出来，重新上车，桑塔纳继续向前驶去，王伟也上车继续跟踪。

然而临近中午时分，武汉繁华闹市区的交通成了王伟的噩梦，出租车被堵在车流之中，寸步难行。

眼看近在咫尺的疑犯就要消失在视线之中，王伟当机立断，让出租车调转车头，直奔武汉市公安局。

赶到武汉市局，王伟马上将情报向指挥部做了汇报，同时将交卷送去暗房冲印。

武汉市局的副局长，外号潘老板的潘贤仁听完汇报，一声令下，两千多名武汉警察迅速出动，在武汉两岸三镇布控完毕。

12月2日下午三时许，武汉交警大队的交通警察汪先建在路上执勤的时候，发现了K43-的踪迹。

他急忙驾驶摩托车将该车拦下，根据驾驶证的信息，发现开车的是个叫刘进的人。

汪先建借口说该车以前出过事故，需要将车开会大队进行调查，然而刘进自称是给空军首长开车的，现在急着去接领导开会，如果误了事儿领导怪罪下来谁也担不起。

汪先建不吃他那一套，坚持要扣车，刘进借口要给领导打电话，飞速逃离了现场。

随后赶到的专案组人员查看了该车的发动机号，发现正是郑州8·5盗车案的失窃车辆！

虽然让刘进跑了，但是经过被扣的驾驶证信息，警方很快就查到了刘进的真实身份。

经过模拟画像比对，刘进极有可能就是9·18大案中的主犯之一，林沙。

12月3日，来自武汉市汉阳分局翠微街派出所的一条线索，引起了专案组的注意。

他们辖区有个叫杨长明的人，托他认识的民警打听一辆空军牌照的被扣车辆，想委托民警认识下交警方面的关系。

获知这一线索，武汉局的潘老板潘贤仁局长跟开封局的胡安太局长经过会商，决定来个放长线钓大鱼。

他们安排了侦察员，装作交警武昌中队的人，通过上报线索的民警约了杨长明晚上九点在翠仙居二楼吃饭，好好安排安排。

不知有诈的杨长明欣然赴宴，结果被抓个正着。

开封局的探长尹明德马上对杨长明进行了突审。

通过审讯，杨长明交代了是刘进给他打的call机，他打电话过去，发现刘进人在广州，找他是让他打听下那辆车被扣的原因是盗车还是其他事儿。

尹明德问他跟刘进是什么关系，杨说二人是做生意认识的，没有什么深交。

之前刘进曾欠过他一笔钱，后来答应把这辆桑塔纳给他抵债。

尹明德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他认为杨长明这是在顾左右而言他，企图释放烟雾，掩盖其他事实。

于是他和武汉局的侦察员彭汉章交替审讯，终于突破了杨的心理防线，交代了他帮人隐藏并转移文物的事儿。

他交代说，9月18日夜，刘进和他的妻弟刘农军打call机找他，让他准备一些空纸箱和碎纸条，说是打包装之用。

当杨赶到刘农军家里时，发现除了刘进，还有他认识的两个人。

这两人一个叫彭坚，是一名狱警，刘农军的同学；另一人是彭坚的亲戚，在武汉开精品店，名叫汪义强。

房间里除了几人之外，地上摆满了许多凌乱的纸箱，杨问这是什么东西，刘农军说是文物。

他随即告诉杨长明，这事儿不能往外说，说出去全都得交炮（黑话，指枪毙）。

刘农军在给所有的文物牌照并登记造册之后，将一部分文物给了杨长明藏匿，剩下的他给了彭坚和汪义强。

警方当即决定，马上逮捕彭坚。

因为彭坚有枪，警方做了周密部署，于12月6日将彭坚在其宿舍抓获。

根据彭坚交代，在刘农军的要求下，10月13号，他和杨长明以及亲戚汪义强找了一部面包车，由自己在机场工作的朋友彭国礼开车，来到了王家墩机场。

彭国礼借着职务之便，将这部分文物安排上了飞往广东的次飞机，运往佛山机场，汪义强则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往广东，接应文物。

警方马上突击搜查了刘农军的住处，彼时刘农军已经潜逃，警方在他的家中发现了诸如《中国青铜器》之类的文物鉴赏书籍。

随后在对杨长明家进行搜查的时候，起获三箱共5件包括道光绿彩云龙纹盖罐在内的国宝瓷器。

接连经历了几次失误的警方向博物馆专家求证，这些是否全部都是开封博物馆失窃文物？

专家只一掌眼，当场说了一句话：我认这些文物，比认我的儿子认得都清！

案发两个半月以来，案件终于取得了巨大进展，喜出望外的开封警察们将此次追回部分被盗文物的小胜利，称之为“武汉突破”。

同时，专案组通过对杨长明及彭坚的进一步审讯，也大致掌握了9·18案四名主犯的大致情况。

除了刘农军和刘进之外，据杨长明交代还有他没见过的两人，刘农军喊他们老三和老四。

而彭坚则称他在刘农军处见过一个他不认识的人，北方口音，听刘农军喊他李军。

据此，警方向全国发出了针对刘农军和刘进的通缉令，同时联系广东警方，请求协助查找汪义强的下落。

广东警方迅速行动，在海关、边防、口岸、机场等所有进出口全面布控，撒下了一张隐形的天罗地网。

12月9日，汪义强飞回武汉。

因为他家境殷实，从无犯罪前科，所以迫于巨大的压力和内心的恐惧，主动来到江汉分局自首。

经汪义强交代，他在广州的番禺宾馆见到了二刘，当时二人爆发了激烈的争吵。

刘农军大骂刘进成事不足，整天只知道玩车泡妞，要不是他开着那辆车招摇过市，怎么能把警察给招来？

刘农军还说，他们的事儿要是成了，他能给刘进买下一个汽车厂，可要是败了，都得去蹲监狱！

刘进不服气，他还抱有幻想，说那么新那么好的车，不开实在浪费，而且现在也不知道警察扣车是因为盗车还是文物的事儿呢。

汪义强胆子小，看他们俩人吵的面红耳赤，吓得掉起了眼泪，追问刘农军到底犯了啥事儿。

刘农军安慰他没事儿，同时同意了他先返回武汉待上一阵。

获知这些线索的武和平马上率队飞赴广州，结果晚了一步，二刘再次消失。

经过调查得知，二刘拥有新加坡、泰国等地护照，一旦潜逃出境，将会非常麻烦。

武和平马上联系开封指挥部请求支援，因为他们几人在广州无人无车，犹如光杆司令，去哪儿都不方便。

指挥部马上派出一支精干小队，携带车辆，从开封某军用机场搭乘军用运输机直飞广州。

汪义强自首之时，曾经交代了二刘在广州西坑云泉新村的一处米黄色二层楼落脚。

因为西坑外来人口众多、地形复杂，12月12日，胡安太率队押解汪义强，秘密进入云泉新村进行现场指认。

侦察员许大刚带领行动小组在云泉直街下车，秘密潜入二刘落脚点进行抓捕，结果房东打开房门后发现，人并不在房内。

许大刚他们迅速对屋子进行了搜查，但并未发现文物，不过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张文物清单，上面所列全是开封博物馆的失窃国宝。

虽然扑了空，但已经兴奋起来的侦察员们并未失望，而是继续留在西坑蹲守了两天。

12月14日，二刘一直没有出现，警方意识到二人已经再次潜逃，于是调转枪口，重回武汉。

经过前期对杨长明及彭坚的的审讯，已经确认刘农军口中的老四就是李军，但没人知道老三究竟是谁，又在9·18案中扮演何等角色。

于是再次提审彭坚，向其询问老三的线索。

彭坚确定自己只是听刘农军提起过有个叫老三的兄弟，他并未见过老三其人，不过他经过回忆，向警方提供了一个线索。

他在担任狱警期间，刘农军曾托他探视过一个因犯抢劫罪入狱的犯人周某，两人在聊天的时候，刘农军提起过老三，也许那人知道些老三的情况。

警方马上赶赴武汉监狱，找到了彭坚说的那个抢劫犯。

从周某处得知，刘农军曾带着周的母亲一起来探监，说起过老三的事儿，周母应该知情。

警方很快找到了周母，周母承认自己曾和刘农军一起去监狱探望过儿子，然而当警方提起老三时，她却说不记得了。

警方判断周母应是有所顾虑，不愿说出实情，于是对其晓之以理后准备离开。

结果在临走之前，周母终于说出了老三的名字，说他叫什么西山。

在经历千辛万苦得到这个名字之后，侦察员们马上意识到前期的工作有所疏漏，于是对所有曾经调查过的宾馆饭店的入住登记信息进行了再一次的过筛子。

皇天不负有心人，终于在12月16日，于武汉的楚园饭店的登记簿上，找到了一个叫作“文西山”的名字。

此人的登记信息显示，他是广西全州县凤凰乡三塘村人。

专案组迅速和广西警方取得了联系，并派出尹明德和王伟二人前往广西拘捕文西山。

尹、王二位飞赴广西之后，在负责接应的当地派出所民警带领下，前往三塘村。

二人向当地民警打听文西山的情况，民警告诉他们，文西山一家四兄弟，全都是盗窃惯犯，而兄弟几人中，又数这个文西山最为彪悍。

文曾做过九年大狱，而且自幼习武，据说还会轻功，擅长高来高去、飞檐走壁，从三层楼上跳下来都没事儿，是个飞贼。

此人并非广西人，而是入赘到这里来的，他老家是湖南人，但在广西居住多年，在村子里亲戚众多，如果来硬的话怕引起麻烦。

所以民警建议尹明德和王伟伪装成计划生育干部，以查询计划生育为名，将文西山叫出来再动手。

然而百密一疏，等二位干警赶到三塘村的时候，文西山已经不知去向。

此时带领广州工作组坐镇广州的武和平，继续指挥排查二刘的落脚点和关系人的信息，渐渐的，一个于姓商人进入了警方的视线。

此人不仅认识二刘，也知道老三老四，说明他与刘农军一伙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侦察员们正面出击，同这位于老板进行了推心置腹的谈话，既给他吃定心丸，又旁敲侧击，让他有什么线索尽快向警方提供。

于老板告诉警方，刘农军在广州时曾向他借过钱，而且他和刘进化名赵勇、李强，并与12月8日离开了广州。

警方知道刘农军和刘妻手握委内瑞拉和泰国护照，极有外逃可能，但也有可能选择留在国内，同警方继续周旋。

武和平指示，要拦上大门，堵住笼子，接着三审彭坚。

这次从彭坚处得到了一个澳门的电话号码，经查证，该号码的主人是一个79年移居澳门的广东人“亮仔”。

据认识亮仔的线人称，曾见到他与刘农军二人在白天鹅歌厅起过争执，起因好像是因为文物价格的事儿。

据此警方分析，这个亮仔极有可能是刘农军那批文物的买主，而且根据亮仔此时已出境澳门判断，文物很有可能也已经被偷运至澳门。

警方在广州找到了亮仔的老婆，对她做工作、讲政策，希望她能够提供亮仔在澳门的落脚点。

亮仔老婆经过深思熟虑，给警方提供了一个澳门的地址。

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武和平召集队伍，部署接下来的工作。

他打比方说，如今的情形就是老虎叼了肉，不能逼得太紧，要当心鸡飞蛋打狗舔灯。

“我们要欲擒故纵，制造假象，围而不打，敲山震虎，逼虎吐食！”

武和平讲这番话的用意，更多是为了那批珍贵文物着想。

此时警方已经完全掌握四名犯罪嫌疑人的个人信息，抓获罪犯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面对这样一件罕见的文物盗窃大案，只有把被盗国宝悉数追回方才是真正的胜利！

八、签发红色通缉令

92年12月20日，武和平赴京，请求国际刑警中国中心局签发对刘农军等4人的红色通缉令。

在获批红通之后，武和平返回广州，向广州省公安厅提出出境办案的申请。

见识一下，红色通缉令上有红色的国际刑警标志

在港澳没有回归之前，粤港澳三地警方已经有非常成熟的治安联络会晤制度，曾联手办案无数。

广州省厅马上安排粤港澳治安联络官，向澳门司法警察司发出了协查申请。

时任澳门司法警察司的副司长欧万奴，将这一来自中国大陆的文物案件交代给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司长助理施利华。

施利华探长带队前往大陆警方提供的亮仔住址时，发现亮仔已经得到风声，躲了起来。

这难不倒这位土生土长的澳门葡萄牙人探长，他很快利用自己的庞大关系网，找到了亮仔的哥哥“光仔”。

施探长通过光仔向亮仔传话，希望能够同亮仔见面谈谈。

而此时，广州警方从线人处接到密报，有一个神秘人称自己手里有一批9·18的失窃文物，想主动上交，但担心自己被抓，所以想请求免于刑罚。

胡安太向广州警方承诺人可以不抓，但一定要确保文物悉数上交。

经过周密安排与协调，12月23日，一个神秘男子经由澳门出发来到广州市公安局，上交了55件文物。

警方马上安排专家进行清点甄别，最终确定这55件文物全部为9·18案的失窃文物！

消息传到专案组，整个队伍都兴奋了，一群汉子们蹲在地上围着那些文物，笑得像一群孩子。

年1月4日，武和平获得批准，与胡安太和侦察员蔡永刚一起，在广东省厅的粤港澳治安联络官的陪同下，出境赴澳门办案。

赶赴澳门之后，武和平积极走动，联系与亮仔和刘农军认识的商界人士，给二人传话。

在警方的强大压力下，隐藏在澳门的亮仔终于现身，来到武和平所在的酒店房间与其会面。

亮仔反复强调自己是个生意人，做的是生意，如果要他交出剩下的文物，他希望得到一定的赔偿。

对于亮仔这种讲条件的做法，武和平展现了高超的谈判技巧。

他先是严正拒绝了亮仔的要求，并表达了自己的决心：上穷碧落下黄泉，无论如何都要把文物追回来，把盗贼绳之以法。

同时他告诉亮仔，他已经触犯了中国的法律，让他不要抱有自己拥有澳门身份、可以躲避中国法律制裁的幻想。

中国法律对他同样适用，因为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而他这次的债欠大了，欠的是民族的债，是刑法的债！

债务拖得越久，利息付得就要越多！

就在亮仔举棋不定的时候，这时从广州的于老板处传来消息，刘农军再次找他借钱。

他假装答应了刘农军，并问刘农军如何收钱。

刘农军告诉他，1月9号将会有个他的朋友，乘坐武昌开往广州的81次列车，前去跟他会面拿钱。

那人的特征是在左手无名指上带有一枚豹子头的戒指。

获知此消息，广州工作组马上协同广州警方出动，在那人下火车的时候将其一举抓获。

经过现场突审，此人交代他是刘农军的朋友，从青岛前来广州，为他拿一笔钱。

另外据其交代，刘农军此时和其妻子就藏身青岛，准备做整容手术。

而且刘农军要求他在中午1点，赶到某酒店的前台接电话。

警方再一次领教了刘农军的狡猾，这很明显是刘农军的保险措施，一旦此人没有在规定时间接电话，他马上就会嗅到危险，从而再次潜逃。

掌握了这个情况之后，已是中午的12点50分，侦察员们火速驱车赶到约定酒店的前台，安排此人接到了刘农军的电话。

然而，这已经比预定的时间晚了几分钟。

专案组意识到战机可能转瞬即逝，马上联系青岛警方，由青岛警方安排对刘农军的抓捕。

当天下午四时半，接到警情的青岛警方迅速出动，来到青岛市云霄路31号市外贸家属楼，将刘农军落脚的单元楼围了个水泄不通。

为防罪犯从中午的电话中听出破绽提前逃跑，警方安排居委会大妈以收维修费为名上楼敲门。

大妈镇定地敲开房门，收了刘妻5毛钱后下楼，向警方汇报了屋内的情况。

警方迅速出动，破门而入，当场将刘农军抓捕归案！

此次行动非常神速，从广州获取线索到刘农军落网，一共经历三个多小时。

九、警察盗贼大斗法

一旦用力劈开竹子的第一节，剩下的部分都将会迎刃而开。

破案也是如此。

然而，竹子的第一节，往往都是最难劈开的。

刘农军落网之后，开封警方就在青岛当地对其展开了审讯工作。

然而刘农军态度强硬，极不配合，警方并未从刘农军嘴里得到任何破案线索，而且他也否认任何对他关于9·18文物盗窃案的指控。

刘农军为人极为自负，他在被审时非但没有一丝的慌乱，反而口出狂言，声称自己学过法律，知道警察没有人证物证，根本定不了他的罪。

一时间，针对刘农军的审讯成了拉锯战，没有任何的进展。

得知刘农军落网的消息，武和平、胡安太于1月13日返回大陆。

在他们回大陆之前，澳门警方承诺通过向亮仔继续施压，与他达成协议，让其在15天内将文物交出。

返程路上，胡安太觉得就这么走了不是太靠谱，但武和平却非常有信心，说人是有动物性的，当危险和利益相比较危险更大的时候，他们会宁愿放弃利益。

警方再次提审刘农军，审讯人员调换了思路，针对刘农军自负的特点，由精通心理学的干警使出了激将法。

因为在之前的审讯中，警方曾向其询问过他与老三文西山是如何联系的。

刘农军用很轻蔑的语气告诉警察，他是不会说的，而且就是说了警察也抓不到老三。

因为他们二人的联系方式很特别，不是他亲自出面，文西山是不会上钩的。

在审讯人员强大的攻心攻势下，刘农军终于中计，自负地告诉了他与老三文西山的联系方式。

他们会在每月的15号、30号晚上的六点钟，在青岛的金河饭店通电话。

如果文西山听不到自己的声音，他马上就会销声匿迹，不再露面。

然而刘农军失算的是，在对他进行审讯的同时，针对他老婆的审讯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在警方强大的心理和情感攻势下，刘妻终于答应配合警方行动，诱捕文西山。

1月15日晚六点，金河饭店，刘妻接起了文西山打来的电话。

文西山一听不是刘农军的声音，马上警觉起来。

刘妻谎称刘农军生病住院了，无法赶来，专门委托自己前来接电话。

通过与文西山的交谈，刘妻得知文西山此时在吉林，并准备于17日下午一时许赶到青岛，在火车站售票室门口与刘农军会面。

刘妻在随行侦察员的授意下，询问文西山的落脚点。

然而已是惊弓之鸟的文西山并未透露，刘妻只听到了一个的房间号码。

担心夜长码梦多的专案组马上联系吉林警方，通报案情，请求查找文西山的下落。

吉林警方非常给力，在仅有一个房间号码的情况下，组织警力迅速彻查了全市所有的宾馆招待所，终于在市劳动局招待所发现了文西山的踪迹。

1月16日上午8点10分，守候在市劳动局招待所大堂的吉林警方将准备下楼的文西山一举抓获。

得知老三文西山落网，刘农军终于开始交代犯罪事实。

而这除了深知大势已去之外，也跟他和刘进之间的矛盾有关。

据刘农军交代，他们一行人在珠海藏匿的时候，因为文物出手的价格问题，二人差一点爆发内讧。

刘农军于10月份偷渡澳门，与买主亮仔见面，但亮仔对于之前谈好的价格临时变卦，给了刘农军一个难以接受的价格。

而刘进认为刘农军是背着他们想黑吃黑，为此他买了枪，带着两个帮手同刘农军会面，准备威胁刘农军将私吞的那一份吐出来，大不了就来个鱼死网破。

刘农军叫来了亮仔对质，一场窝里斗才算消弭于无形。

为此刘农军记恨在心，对刘进失望透顶。

他对警方交代了刘进的几个关系，因为他知道刘进平时离不开车和女人，花钱大手大脚惯了，弹尽粮绝的时候一定会找朋友借钱的。

根据刘农军提供的线索，警方抓获了曾给刘进送过钱的他的朋友，经审讯，此人交代了刘进和他女友最近一段时间在华侨饭店活动。

警方马上赶赴华侨饭店，结果发现房间里没人，不过根据房间里床上凌乱的衣物、地上的酒瓶和烟缸里大量的烟头判断，二人应该没有走远。

找了服务员一问，得知二人好像是出去吃饭了。

警察们决定来个守株待兔，等待刘进返回时将其一举拿下。

然而等啊等，最后只等回来了刘进的女友。

原来刘进跟女友吃饭返回住处的路上，突然停了下来，说老感觉不对劲，于是他劝女友今晚另找地方住吧。

女友说钱和衣服什么的都在房间呢，刘进于是要走了女友的call机，掉头走掉了。

走之前他跟女友说，有事打call机，没事就不再见面了。

警方守候一夜，刘进一直没有现身，转眼到了第二天的1月17日。

这一天的日子有些特殊，因为这是广州工作组的几位侦察员们的家属来广州的日子。

因为此时已经临近春节，这几位精兵强将自从9·18案发后就一头扎进了调查工作中，又是武汉又是广州，已经快三个月都没有回过家了。

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这么长时间不在家，很多人家里的困难本来就多，此时更是乱了套。

而此时的案情正是要紧的关头，虽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什么时候全线告破谁也不敢说。

案子一天不破，别说春节，就是家里出了再大的事儿，也得坚守岗位。

武和平和胡安太是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二人经过合计，决定再做一次别人没做过的事儿。

他们向上级做了申请并得到了上级的理解和支持，同意他们把几位干警的老婆孩子都接到广州来过年！

然而就在这天中午时分，被广州警方新控制的刘进的一个朋友提供了一条新情报。

刘进找他借钱，并约了他下午四点，在西湖路的南方电影院门口见面。

此时武和平和胡安太已经返回开封，他们去开封的目的，除了向领导汇报案情进展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安排，就是去探望留守广州干警们的父母们。

侦察员们本来是计划到车站去接爱人和孩子们的，可突发警情，加上领导不在，侦察员们一合计，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决定迅速出动，务要将刘进捉拿归案。

这并不是侦察员们擅自行动，而是一来他们深知战机稍纵即逝，二来接二连三地被刘进跑掉，人人的心里都窝了一股火。

于是他们留下一个人听电话，剩下的几人悉数出动。

因为知道刘进有枪，出发前几人都给将子弹顶上了膛，义无反顾去迎接一场生死考验。

虽然明知此去凶险，但他们还是乐观地戏言说，这回要是再抓不到刘进，那可是真没脸见老婆孩子了。

临出门前，几人还不忘叮嘱留守的同事记得去接家属们。

侦察员蔡永刚走出几步，这个一米八的大个子又回身拍了拍留守同事一下，说了句走了兄弟，要是我们真的见不到人了，就全拜托你了。

赶往南方电影院的路上，几人在广州街头领教了比武汉更为严重的堵车，结果当侦察员们赶到的时候，已经迟到了6分钟，刘进已经拿了钱走了。

再一次失之交臂让大家颇为失落，不过他们问了刘进的那个朋友得知，他只给了刘进块钱。

虽然那个年代块也几乎是普通工人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但这点钱对刘进而言显然不够。

于是侦察员们判断，刘进没有拿到足够的钱之前是不会离开广州的，一定还会联系其他的朋友。

果不其然，很快对讲机传来情报，刘进下一站将会于医院门口跟人会面，五点之前必须赶到。

侦察员们一路飞驰，医院门口展开布控。

大概等了一个多小时，开封侦察员们突然看到一辆行迹可疑的红色出租车，医院的大门。

意识到这辆车有问题的几位侦察员迅速贴了上去，当距离接近之后，已经在照片上看了无数遍的一张熟悉面孔出现在侦察员们眼前。

几人迅速拔枪行动，此时刘进也发现了不对劲，急忙催促司机快开车。

车子甫一起步，侦察员许大刚就挥舞着手枪，一个飞身扑在了引擎盖上，用身体挡住了车子前进的方向。

蔡永刚则猛地拉开车门，一个饿虎扑食跳进车内，将坐在后座的刘进紧紧压在身下。

同时他一边用双手紧紧控制住了刘进的手腕，一边大喊许大刚“拿铐！拿铐！”

当冰凉的手铐锁上刘进手腕的时候，时针恰好指向六点十分。

至此，9·18案的另一名主犯刘进也落入法网。

在刘进被押解回河南的1月20号，9·18案的最后一名在逃案犯李军也在吉林落网。

他的落网原因是在文西山于1月19日押解回开封后，经过突审，交代了李军也藏匿在老家吉林。

根据文西山提供的地址，吉林警方再次闪电出动，将准备在老家过年的李军缉拿归案。

至此，盗窃了开封博物馆69件珍贵国宝、做下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馆藏文物被盗案的四名大盗，悉数落网。

十、盗贼伏法，国宝回归

刘农军，武汉人本地人，被捕时刚满30岁，在正常人的眼里，他是一个原本有着光明前途的年轻人。

刘农军少年时期曾在武汉警校学习，在警校就读期间，因为偷窃学校的教学器材，他被学校开除了。

我们常说，犯错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悔改，一错再错。

然而刘农军用他的亲身经历，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经典的反面教材。

刘农军就是如此，我在给自己人生留下污点的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至于离开警校的刘农军有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从而下定决心痛改前非，这个我们已然无从考证。

但从他落网后在审讯中表现出的反社会倾向，我们很难说他被警校开除后真正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去尝试着改变自己。

后来进入江汉大学，进行夜大自修，在此期间，他系统学习了历史、考古等专业知识。

因此他文物知识精熟，精通瓷器等文物鉴赏。

83年的时候，刘农军下海经商，可是没多久就觉得来钱太慢，于是突发奇想，何不利用自己的一身本事，通过文物发财呢？

于是他开始借做生意为名，在全国范围内流窜收购文物，在此过程中结识了许多“道上的人”。

由于他智商极高，而且文物及历史知识极为专业，很快就在道上获得了一个“计算机”的称号。

有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人凑什么人，刘农军和同龄的刘进结识并走到一起，说是偶然，但其实也有许多必然的因素在内。

刘进可以说是这四人团伙中长相最帅的，而且此人也不是一般人。

和他英俊帅气的外表不相称的是，刘进从小就是个问题少年。

他在15岁的时候就杀过人，在经历了几年的少年管教之后，82年的时候再次因为盗窃而被劳教。

他跟刘农军认识之后，很快打成一片，因为刘进不仅爱车如命，而且有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他马上就成为了刘农军的左膀右臂。

在全国各地不断流窜倒卖文物的过程中，刘农军又结识了来自湖南东安县的文西山和老家吉林永吉县的李军。

四人兄弟相称，凑到一起整天琢磨如何赚大钱。

80年代后期，伴随着国际文物市场的繁荣，也带来了国内文物犯罪的猖獗。

文物走私贩卖的巨大利润，使得一些怀揣暴富梦想的人敢于铤而走险，民间盗墓之风盛行，散盗如云。

因为那个年代信息不发达，交通相对落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时期可谓是盗墓的黄金年代。

不信你看如今火爆网络的那些盗墓作品的年代设定，基本都是那个时期。

然而刘农军一伙儿人并不打算学人盗墓，而是把目光投向了国内那些大大小小的博物馆。

那个年代的博物馆，虽然都有相应的防盗措施，但完全不像如今这般高科技和高防盗性，说白了，防一般人可以，防不住那些处心积虑的盗贼。

聪明过人的刘农军显然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纵横全国，深知河南是文物大省，而开封则是河南历史文物遗存最为丰富的地方。

于是他在脑海中形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到开封博物馆干上一票，整笔大的，从此一劳永逸。

说干就干，他将计划告知团伙其他成员，并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

他们先是在广州盗窃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然后通过自己的狱警朋友彭坚，找到了彭坚在机场工作的朋友彭国礼。

因为彭国礼手里有一块从广州空军某部报废车辆上窃得的空军牌照。

刘农军等人将空军牌照悬挂于夏利车上，准备驾驶此车作案。

然而刘进却对这俩夏利车很不满意，他说这辆车性能太差，既跑不快，后备厢又小，装不了啥东西，抱怨不止。

刘农军自然知道刘进作为爱车之人想开好车的那点私心，不过他觉得刘进所言倒也有理，于是经过打听，知道郑州金桥宾馆有辆崭新的桑塔纳出售。

于是一伙儿人驱车北上，连骗带偷，把那辆车搞到了手。

有了趁手的交通工具，刘进满意了，接下来刘农军开始带领他们杀奔开封，进行现场踩点。

要说性格自负之人必有缺陷，那是一点不假。

刘农军自幼崇拜英雄人物，而且为人洋派，所以才会在郑州及开封入住的时候，给自己使用陈纳德的化名，而且自称武大教授。

这想必也是在他潜意识里对于正统学校教育和大学老师的一种反讽吧。

而身材粗壮、相貌平平的文西山自称鲜肉鼻祖唐国强老师，更是有些反差太大，所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四人来到开封之后，选了一处开窗就能看到博物馆大门的绝佳房间，夜里观察、白天踩点。

经过现场多次踩点，刘农军很快绘制出了博物馆的平面图，并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路线。

然而博物馆明清展厅安装的红外线报警器却让刘农军伤透了脑筋，于是他们决定返回武汉，研究破解报警器的法子。

在刘农军的指示下，文西山在福建购买了与展厅同型号的报警器，在武汉汉口饭店的房间里进行反复试验。

说来也巧，在多次试验未果的情况下，刘农军一个无意中拉窗帘的动作，使得一直鸣叫不已的报警器瞬间安静了下来。

一开始刘农军以为是文西山关掉了报警器，在知道报警器并没关机后，他马上意识到汉口饭店房间内的这种红色平绒布窗帘就是他们的最佳作案工具。

刘农军自以为撞了大运，是老天对他们的眷顾，可殊不知这一巧合，却让他们后来陷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解决了报警器的问题，他们又去铁匠铺打造了用来敲窗户上铁栅栏的专用撬棍，接着购买玻璃刀、吸盘和固定红绒布套的票夹。

一切准备妥当，刘农军又通过收看天气预报，根据卫星云图判断9月17日夜间开封将会出现降雨，于是将行动时间定在了17号的深夜。

这正是刘农军高明的地方，因为雨夜作案，雨水可以冲刷掉绝大多数的作案痕迹。

17日夜间，刘进驾车来到开封博物馆外面，由文西山和李军进入中心现场作案，他和刘农军则留在车上用对讲机指挥接应。

作案过程中，还出现了两个小插曲。

艺高人胆大的飞贼文西山，在挂最后一个布套的时候，发现报警器的指示灯亮了，当时就吓得魂飞天外。

刘农军通过对讲机安慰他不要慌，稳住，结果最后证明是虚惊一场。

而此时刘进发现有几个人打着手电朝他们的车走来，还用手电光照向他们的车子。

刘进吓得忙问刘农军怎么办，刘农军此时展现出了过人的心理素质，说你什么都没干，你怕什么？

结果又是虚惊一场。

得手后开车返回武汉的路上，刘农军问文西山有没有遇到什么情况，文西山说了翻下围墙的时候，跟睡在墙下的民工打了个照面的事儿。

李军说当时那么黑，估计什么都看不清，应该没事儿吧。

刘农军非常谨慎，他马上下令停车，指挥文西山卸下车牌，然后让几人把作案时穿的衣服全都脱下，加上作案工具全都抛进了路边的河里。

回到武汉，在前往广州之前，刘农军让刘进把车子藏到了一个废弃的车库，并叮嘱刘进这车再也不能动了，日后抽个时间把车扔了。

要说刘进真的是爱车如命，虽然他口头答应了刘农军，但心中实在舍不得这么好的车就这么扔掉。

于是在刘农军走后，对这辆车心痒难搔的他又偷偷把车开了出来，在武汉的大街上招摇过市。

甚至在车被警察扣了之后，还不忘托人找交警打听消息。

如果不是这样，9·18大案的侦破估计会更加艰难。

刘农军落网半年后，他主动点名要见打败了自己的对手武和平。

彼时已是盛夏，武和平欣然同意。

于是在一间审讯室里，二人终于有了一场颇为有意思的对话。

武和平语气平和，上来就说算起来咱俩认识不短时间了，接着他问刘农军热不热？

刘说不热。

武说开封跟你们武汉相比，温度确实要低一些。

短暂的寒暄过后，武说这大半年来，其实我一直都在研究你，你应该也一直在研究我。

如果当年你在武汉警校没有那次变故的话，如今我们就是一家人。

我们相差十岁，你当学生的时候，我在当老师，在感情上能不近么？

尽管武和平如此一番肺腑之言，但是刘农军的话里却仍然透出深深的不甘。

这一点从他面无表情地坐下之后，仰天长叹一口气的动作当中表露无遗。

刘说，如果不加掩饰的话，恕我直言，我上次跟他们几个（刘进文西山他们）也这么讲了，如果作为我的心态来讲，9·18之后如果只为我个人的话，你们是不可能抓到我的。

不是我现在很得意，总的事情来看，恐怕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是不是讲清楚了呢？我肯定没讲清楚。

犯罪嘛，心理学上也讲过，犯罪分子肯定是用各种方式掩饰他的犯罪活动的，这是很正常的。

现在问题并未谈清楚，别人不清楚，我清楚，我肯定不会检举别人的。

我不会说出来，我跟他们说，我不会说，难道我不会写么？

我承诺任何人都不说，但没说不写。

不是我很固执，对我来说，你们所知道的只有60%-70%……

这场让武和平既难忘又觉得失望的会面之后，终于等来了法庭审判的最后时刻。

即使在法庭之上，面对检方的指控和法庭的审判，刘农军也并没有真正地认罪伏法。

当审判长问刘农军检察机关所指控的他的犯罪事实是否属实的时候，刘的回答是：未必属实！

一我不是首犯；二我没有指示他们去做某些东西。

总之，他还在用自己那颗高智商的大脑，为自己开脱。

而开脱的目的，则是尽可能择除自己是犯罪集团的首犯以及犯罪组织者的事实。

然而法律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经过漫长而复杂的庭审质证阶段，最终法庭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刘农军，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注意刘农军的表情和嘴角那一丝含义复杂的笑

被告人刘进，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文西山，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李军，犯盗窃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当一切都尘埃落定，让我们来看看这几位在文物犯罪方面创造了历史的大盗们的临终遗言吧。

刘进说得是最多的，而且面带微笑，像个犯了错的孩子：我认为我们这些人，对国家造成的损失这么大、影响这么坏，是不是，国家出了这么多人，出了这么多力，花了这么多钱。

文西山像是霜打的茄子：毕竟来说，我是对祖先有罪。

东北人李军说得很实在：跑有什么用？跑到哪去？公安局要是怀疑你，可以跑，已经证实是你做的，跑到哪儿都没用。

最后，是首犯刘农军。

他将带着手铐的双手交叉前伸，脸上挂着标志性的玩世不恭的微笑，摇晃着脑袋说道：“没有钱、没有基础，你哪怕脑子好使，是为垃圾啊！”

尾声

年9月18日上午十点五十分。

刘农军、刘进、文西山、李军在开封伏法被执行枪决。

震惊中外的9·18大案在整整一年之后，终于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一桩案件的侦破堪称完美，不光是因为所有涉案人员都受到了应有的制裁，更是因为所有的失窃文物全部被追回。

武汉突破查获5件。

广州缴获55件。

刘进落网后他的家属交还1件。

年2月2日，澳门警方言而有信，将文物贩子亮仔处的7件文物追回。

至此，69件文物一共被追回了68件！

而最后的一件，经过审讯核实，被犯罪分子在运输过程中损毁。

到这里，这起纷繁复杂、波澜壮阔的文物案件侦破纪实就结束了。

当我第一次看到关于这起案件的资料之后，我就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那个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没有遍布街头巷尾的摄像头的年代，能够如此完美的破案，绝对是个奇迹。

在案件发生两年后的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摄了一部关于此案侦破的纪实电视剧。

名字就叫《9·18大案纪实》。

最让我感到魔幻的是，该剧中的警察形象，全部都由在案件侦破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开封局干警自己扮演自己。

即便放在今天，这都是非常时髦、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

更让我感到有意思的，是一个让我非常佩服的人。

此人就是时任开封公安局局长的武和平。

他不仅是个人民警察，同时还是个作家。

他在工作之余创作了许多刑侦类的小说，年，他发表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血案疑踪》。

这部小说中有个关于传世珍宝“龙凤首饰盒”被盗的情节。

为了使小说中的案件情节贴近现实，当时还是个普通民警的武和平没少往开封博物馆跑，去找博物馆的专家请教文物知识。

小说问世三年之后，北京电影制片厂将它改编成了同名电影，搬上了大银幕。

然而十年之后，电影里的文物被盗情节竟然真实的上演了。

这是连武和平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历史，就是如此巧合，如此有趣。

9·18大案是武和平的一场劫，同时也成就了他。

这就如在破获此案过程中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有时候，要想破案，功夫其实是在破案之外的。

因破获此案而一举成名的武和平，后被调任公安部宣传局工作。

年，武和平从公安部宣传局局长、公安部发言人的岗位上退休。

从此潜心于自己的毕生爱好——写作。

今天的故事到此就全部结束了，希望列位能够喜欢。

可能有人会觉得故事没有那么刺激，毕竟只是一宗盗窃案而已。

尽管涉案文物价值连城，但从头到尾没有人员的伤亡。

而且当年警察办案的手段，在如今已经被诸多影视作品把口味吊得奇高的观众看来，实在是土味十足。

没有高科技，没有飞车追逐和炫酷的动作场面，甚至连个暧昧情节都没有。

但对我这个见过不少大场面的人而言，这个案子的侦破经过却是非常经典和有意思的，充满了许多的偶然和必然。

哪怕是在科技手段高度发展的今天，所有的技术手段也只不是破案的辅助而已。

就像决定战争胜负的永远不是武器一样。

在破案中起到的真正决定性作用的，永远是人。

是那些警察不计得失的努力付出，是他们坚韧不拔的精神意志和相信邪不胜正的坚定信念。

这才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真正内涵所在。

也唯有此，方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马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