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梦想》威廉·曼彻斯特著中信出版社）

作者简介

威廉·曼彻斯特（WilliamManchester），美国著名通俗历史作家、著名记者。肯尼迪总统密友，多次为其撰写讲稿。《光荣与梦想》使他一举成名。《光荣与梦想》引进中国后，影响深远，成为无数人必读的经典书之一。曼彻斯特的主要著作还有《克虏伯的军火》、《总统之死》、《最后的雄狮》等，曼彻斯特的作品被翻译成17种文字和盲文。

内容简介

不是一本书，这是一个时代。

自年问世以来，《光荣与梦想》一直为无数人念念不忘。这部伟大的作品巧妙地浓缩了美国从-年的40年丰富历史。著名通俗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以数任美国总统的执政与竞选为明线，从让胡佛颜面尽失的“胡佛村”“胡佛车”等、罗斯福史无前例的四次当选，一路说尽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直至让尼克松下台的水门事件，同时不动声色地细致描画美国-年的40年社会发展历程，内容涵盖“补偿金大军”风潮、经济大萧条、人权运动、麦卡锡主义、种族隔离制度、两次世界大战、原子弹研发、空间竞赛到冷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

曼彻斯特将美国这40年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艺术、科学、时尚、音乐、娱乐，甚至生活热点、妇女的服装潮流、口头语的变化、性观念的更迭全景式重现。曼彻斯特更将美国社会放在全球背景下描述，如此强烈的对比，勾起读者的强烈兴趣。

摘要

冷泉、波基普西、切尔西、培根……这些名字都是罗斯福再熟悉不过的了--随着队伍的前行，都退向后方。星期日早上8点40分，列车从罗斯福的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私家轨道。列车一停，就响起了礼炮声，每15秒一响，连放21响。西点军校乐队引领着仪仗队前行，沿着土路，走上弯曲陡峭的斜坡。年，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开辟了这条非常宽敞的路，罗斯福小时候将它称为"河道"。就在这里的河边，孩童时的罗斯福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阳光普照下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如今，只剩一匹马驮着空空的马鞍和倒挂的马具，一步步踏上岸边高地。

7月13日星期五，正好是罗斯福在沃姆斯普林斯去世三个月的日子，试验装置的两半边铀、融合芯和起爆装置，从洛斯阿拉莫斯技术区的"后门"步上一条直达路，通往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50英里外半沙漠地带的S发射场。距此地最近的村庄奥比斯库罗（西班牙语为"黑暗"之意），被当地人称为"死亡地带"。这一巧合并未在核物理学家当中引发黑色幽默，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正在向未知的领域迈进。他们警告第混合大队当心闪电并不足为奇，但闪电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一场暴风雨中的一道闪电就能将他们分崩离析，而且由于链式反应的范围究竟有多大还不可知，摧毁整个地球也并非不可能。虽然科学界大部分人不赞同这种猜测，但没人能保证完全不可能。深夜里，科学家们驱车经过奥比斯库罗，一路无语。者。耶稣在预言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时可能预见到了这一点，他说“让死者埋葬他们的死者”。有时，反叛者会把尸体扔到城外，而罗马人则任由这些尸体成堆腐烂。造反者仍在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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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1

[美]威廉·曼彻斯特著

四川外国语大学翻译学院翻译组译

李龙泉祝朝伟校译

中信出版社

献给劳芮·曼彻斯特

以及她的未来

那如幻的灵光逃到哪儿去了？

那光荣与梦想，如今到哪儿去了？

——威廉·华兹华斯

目录

序曲谷底

第一部分应运而起（~年）第一章世事维艰

剪影：“大萧条”

第二章罗斯福

美国人小像：埃莉诺

第三章骚乱

剪影：20世纪30年代中期

第四章罗斯福和民意所向

美国人小像:股票经纪人理查德·惠特尼

第五章保守派卷土重来

剪影：20世纪30年代晚期

第六章笼罩在原始恐怖的阴云下

美国人小像:诺曼·托马斯

第七章黑暗中的曙光

剪影：战前美国

第八章战争边缘的美国

序曲谷底

年夏，空气中弥漫着令人绝望的气息，美国华盛顿特区恰似欧洲小国四面楚歌的首府。5月以来，已经有多名身无分文的“一战”退伍军人带着妻儿在街区公园、垃圾场、废弃的仓库和歇业的商店安营扎寨。军人们不时操练，唱战歌，也曾在10万名华盛顿市民的沉默注视下，由一位荣誉勋章得主带领，高举褪色的棉布制国旗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游行。然而，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是默默等待、愁眉不展。他们一直在请求政府施以援手，从“大萧条”时期开始计算，这已经是第三年年末了，他们格外希望能立即得到退伍军人“补偿金”（这一补偿金是年《服役证明修正法》中规定的，但是要等到年才发放）。如果现在兑现，他们每人可以拿到约美元。报刊编辑们将他们称为“补偿金军队”、“补偿金游行队”，他们则自称“补偿金远征军”。

远征军成员曾希望国会能提供帮助，最终却是徒劳。现在他们只能向胡佛总统求助，乞求总统接见他们的领袖代表团。然而，总统传话说他太忙，接着就与外界隔离了：总统参观参议院的计划被取消，白宫周边地区日夜有警察巡逻。这是自停战以来，总统官邸的门第一次被锁上，《纽约每日新闻》报的标题是“胡佛自锁白宫”。胡佛甚至设立路障，白宫周边一个街区以内实施交通管制。一位断臂老兵试图穿过警戒线，却在被毒打了一顿之后关进了监狱。

现在回想起来，政府的反应过度似乎是出于恐惧和挫败感。远征军成员手无寸铁，激进分子被驱逐，尽管已经饥肠辘辘，但仍然没有当街乞讨。他们势单力薄，不足以构成任何威胁。《巴尔的摩太阳报》的一位记者——34岁的德鲁·皮尔森，形容他们“衣衫褴褛，精疲力竭，精神萎靡，毫无神采”。连续数日的静坐示威已经让他们有些坚持不住了。一位卫生部巡视员称退伍军人住地的卫生条件“极其恶劣”。在很大程度上，临时搭建的军资供应处只能靠捐助维持：梅因市和新泽西州卡姆登市的朋友们给他们送来了几大卡车的食物；一位极为同情他们的面包店老板每天送来个面包，另一位面包店老板送来0个馅饼；海外退伍军人协会捐了美元；游行者们在格里菲斯体育场自行举办拳击比赛，又筹集到了2美元。一切都处于杂乱无章的状态。政府几乎什么都没有做（华盛顿的警察给这些不速之客提供面包、咖啡和炖菜，每人每天收取6美分，连这也引起了胡佛的强烈不满）。到8月中旬，酷热高温已逼近每年的气温最高值，越来越缺水，苦难加剧。

那时，英国外交部把华盛顿划归为亚热带气候。各国外交官们都恨透了华盛顿闷热潮湿的天气，除了市中心几家打着“清凉一夏”招牌的剧院，其余地方都没有空调。一到夏天，华盛顿就成为遍布遮阳篷、纱窗门廊、冰块手推车、夏季家具和凉席的城市，用官方指南的话来说，这里还是“研究昆虫的绝妙去处”。没有门帘和门廊，远征军暴晒在炙热的阳光下，他们的先头部队进入特区时，正是春光无限、春色满园之时。到了7月，盛开的玉兰花和杜鹃花已凋谢，樱桃树也变得光秃秃的，似乎连土地都毫无生气，远征军看起来就像生活在沙漠中一般。市中心的商户抱怨：“看到这么多萎靡不振的人，生意也不景气了。”的确，他们也仅能给国家带来这点儿威胁了。

然而，如果说远征军带来危险只是无中生有，那么在那个时代的国际舞台上，华盛顿地位低微且依赖欧洲则有根有据。那时世界上65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中，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大英帝国。大英帝国占据地球上超过1/4的耕地面积——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美洲和大洋洲。阳光所到之处就有大英帝国的土地。大英帝国统治着4.85亿为其效忠的人民。如果你想说什么东西稳定，可以形容其“如直布罗陀的岩石般稳固”或“如英格兰银行般可靠”，当时美元与英镑4.86∶1的比值似乎是财政安全的基本准则。那时只有几个名不见经传的飞行员和一位被革职的美国将军——米切尔做着空军的白日梦。海军在那时极为受重视，实际上世界上没有一条航道可以不受英国的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新加坡海峡和好望角都直接由英国海军部控制。马尔维纳斯群岛的英国海军站控制着麦哲伦海峡，连巴拿马运河都由英国皇家海军加勒比海舰队控制。结果，美国就如英国殖民地一般，完全处于英国皇家海军的控制之下。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针对美国入侵的危险提供了倍的保险赔偿。《财富》杂志向其读者们保证“无论船舶或飞机的速度有多快，大西洋和太平洋仍然并将永远是屏障”，该杂志认为，自美国有史料记载起，英国舰队已经称霸海洋。

华盛顿的想法也是如此，因为一个超级大国应有的地位、条件和大多数的抱负都是美国所欠缺的。夏季的华盛顿如沉睡的村庄，在其他季节就更无人问津。论城市面积，华盛顿在全美排名第14，大部分国内重大问题的决策权都在金融中心纽约。只有需要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时，曼哈顿各大机构的律师们，如查尔斯·埃文斯·休斯、亨利·L·史汀生和伊莱休·鲁特，才会莅临华盛顿，为共和党人士出谋划策。柯立芝总统通常在午餐前就完成一天的工作。胡佛是在办公桌上安装电话的第一任总统，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还雇用了5名秘书（历届总统的秘书都没有超过一名），并通过传唤器系统传达命令。

美国国务院大楼所在地雾谷原来是一个黑人贫民区，现在的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所在地曾经是农业实验站，因此也是典型的华盛顿辐射地带。《星期六晚邮报》指出：“靠近国家立法心脏地带的这一大片区域，其中很多仍然属于农场。”政府雇用的外事人员不到人。令人奇怪的是，白宫对面那栋被数不清的栏杆、炮塔、圆柱门廊包围着的双重坡顶的大厦就是现在的行政办公楼，外表丑陋。当时国务卿、陆军部长、海军部长竟都挤在其中办公。实际上，年的一场大火烧毁了总统椭圆形办公室后，总统和他的下属们就搬进了这栋大厦，并没有人感觉拥挤，自然更谈不上讲究排场。当时，后来军事武官和社交秘书所在的白宫东翼当时还没有修建，美国联邦特勤局还没有向公众封锁行政大楼西路，它还只是城市里一条普通的街道，平时离总统办公室掷石可及之处就可以停车。如果有人需要拜访国务卿，有时会在门口受到接见。在行政办公楼的同一层内，陆军参谋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与他唯一的副官只一门之隔。他需要帮忙时，只要喊一声“艾森豪威尔少校”，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就会急忙跑来。

《财富》杂志的一位作者（幸好是位匿名作者）曾描述这位将军“生性腼腆，不喜抛头露面”，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即使在当时，麦克阿瑟都会以第三人称称赞自己，边说话边点燃他那长长的烟嘴。他在身后放置了一面15英尺[1]高的红木框镜子，以使自己显得高大魁梧。正如艾森豪威尔后来回忆，当麦克阿瑟感到自己被怠慢时，就会“大发雷霆，说这个人追名逐利、没有礼貌、盲目判断、不讲信用、目中无人、违反宪法、麻木不仁，如今真是世风日下，等等”。这在当时也很正常，当时职业军人的日子很难熬，从下级军官升级到上校只能靠资历，而且在20世纪30年代初，从上尉升到少校，就要熬22年。除了数日历，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生活几乎逼得艾森豪威尔解甲归田。那些年，他养成了阅读斯特里特–史密斯公司的低俗小说的习惯：《西部双枪骑士》、《西部故事》、《惊险西部》和《牛仔短篇小说》。在波多马克河彼岸的梅尔堡，总是可以看到小乔治·巴顿（年就已升为少校）每星期三和星期六下午4点打马球。他经常驾驭自家的马参加赛马比赛，赢得了条奖带和座奖杯。那时他已因珍珠手柄的左轮手枪声名远播，但他仍然在追求更大的挑战——打猎、飞碟射击和飞行。和艾森豪威尔少校不一样，巴顿少校家底殷实。

要了解40年前美国多么目光短浅，也许没有比简单了解军队编制更形象直观的了。美国的兵力当时在世界上排名16，位列捷克斯洛伐克[2]、土耳其、西班牙、罗马尼亚和波兰等国之后。美国仅有名每月领取17.85美元军饷的士兵。理论上，他们可以勉强与南斯拉夫的军队（人）抗衡。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是对手，因为麦克阿瑟的大部分官兵不是专注于文案工作，就是在毗邻墨西哥的边境巡逻或驻守在美国的各处海外属地。参谋长只留下3万兵力，这比年英王乔治派来镇压美国殖民地反叛军的兵力还少。

此外，陆军的质量也着实令人汗颜。当时的军费不到今天的1/，这么说来，也确实是一分钱，一分货。《财富》杂志称它为世界上“装备最差”的军队，大家也都默认了。一旦遭遇危机，麦克阿瑟只能派出0辆过时的坦克、1架飞机（其中最快的时速不过英里[3]），以及一个机械化步兵团（由骑兵带头，战马都套着芥子气防化护腿）。一位记者写道：美国军队给人的印象是“穿着松垮的制服，敞着怀，慵懒地扛着一支过时的步枪，在广袤的大地上没完没了地走来走去”。

麦克阿瑟是美国唯一一位四星上将（也没有三星上将）。作为参谋长，他年薪10美元，在梅尔堡有一处官邸，陆军唯一一辆豪华轿车供其专用。对麦克阿瑟的副官来说，他的地位似乎遥不可及。那时艾森豪威尔少校年俸美元。因为他还兼任军队的国会说客，因此常去国会山。但麦克阿瑟从不把豪华轿车借给他，也不给他报销出租车费，因为华盛顿的任何部门都没有这一项支出。正如艾森豪威尔日后回忆道：当时他下楼穿过大厅，填写一份表格以换取两张电车乘车证，然后站在宾夕法尼亚大道边，等待从普莱森特山开来的电车。

通常不会等太久，因为华盛顿电车轨道交错，有将近辆载客电车。除了冬天电车容易短路发生故障，其余时候它们都运转正常，堵车是下一代人的事情了。如果开车上班（时速限22英里），可以把车停在办公楼前，停车位从不短缺。汽车种类繁多，包括帕卡德、斯塔德贝克、格雷厄姆、皮尔–箭、特拉–普雷恩和斯图茨等品牌的汽车。但以后来的企业标准来看，这些制造商只能算得上是小打小闹。

各阶层的人们，包括公务员，星期六上午都要上班。夏天，他们穿着应季的服装：白色亚麻或棉质套装、秸秆草帽或巴拿马草帽、软领衬衫和轻便内衣，但只有在最温暖的几个月才能这样穿，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央供暖系统。年，华盛顿的五大日报充斥着各种社会动荡的消息，但没有一件是黑人引起的。虽然26%的华盛顿居民都是黑人（美国城市中的最高比例），但他们出奇一致地忍受着痛苦。官方指南提到，“皮肤黝黑的南部孩子”仅限于当用人和从事“手工劳动”。百货公司、电影院和政府自助餐厅都不接待黑人。黑人工人们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为新司法部大楼挖地基，只能自带午餐，否则就要挨饿。即使他们想要一杯水，也不得不步行到两英里外，在第7街上找一家肯接待他们的餐馆。霍华德大学是一所黑人大学，但校长是白人。当胡佛总统派金星奖章[4]得主的母亲们去法国时，黑人母亲只被分配坐次一等船的二等舱。《阿莫斯与安迪》是当时美国国内最流行的广播节目，每晚都会播放，内容关于种族歧视，由两名白人男子扮演黑人，用奇怪的腔调表演说唱。

黑人居住在华盛顿西南部的雾谷和整个乔治敦，那时尚未被猎奇爱好者们发现，可能也是因为城市别处风景如画。那时，华盛顿特区的绿化很好，人均享有6棵树。最具异国情调的街区是卡洛拉马高地和马萨诸塞大道。每个犹太人都知道，这些华丽的豪宅“禁止入内”，那时反犹太人不亚于歧视黑人；因为当时尚没有以色列这个国家，所以反犹太人甚至没有惊动外交界。现在位于马萨诸塞大道的使馆区，当时是在第16街，大使们穿着条纹裤和双排扣礼服，可以直接步行到白宫。他们在市中心漫步时，由于路面用鹅卵石铺就，他们不得不走得小心翼翼。大超市仅分布在加利福尼亚州，华盛顿则主要是小杂货店、大西洋和太平洋食品公司的红色门廊销售点、露天市场，或者是大马路上。大街上随处可以听到街头乞讨者的音乐演奏声、手推车小商贩的叫卖声，还有磨刀人的吆喝声，这是在招呼家庭主妇们拿出刀具来打磨。市中心，鲜花店和水果摊给街角带来缤纷的色彩；码头上，牡蛎市场热闹非凡。华盛顿特区市场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即现在国家档案馆所在地。在K街农贸市场的繁荣盛景里，充斥着鱼贩的叫声和宰杀好的架上兔子的摇摆，马具店门前，伫立着一个与真马等身的木马。年的华盛顿仍然有上千匹拉活的马。K街的鹅卵石路上沾染了不少马的粪便。那些夹杂着大市场和街边摊的气味，很快就在伟大的柏油马路上消失了。

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华盛顿的游客仍然络绎不绝，但他们并没有选择搭乘降落在华盛顿国家机场的航班（年每天有20名乘客在该机场出入境），当时这个机场所在地还在波多马克河域下静静地躺着。航空旅行十分罕见，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航空公司要求每位空姐都是注册护士，但客机通常只是福特三引擎飞机，不能在夜间或恶劣天气情况下飞行。当时也没有横跨全国的航班，客机的平均速度为每小时英里。一名男子花了18个小时通过转机横跨全美，他的照片被刊登在了各大报纸上。尽管华盛顿当时有一个胡佛机场，位于弗吉尼亚州一侧，现在的第14街桥（当时叫公路大桥）所在地，每天只有人次。绝大多数旅客（每年有1万人）会到达联合车站。蒸汽机的巅峰统治已经接近尾声，0辆火车轰鸣着穿过村庄（年时还不到辆），这悠长的哀鸣声唤醒了举国上下那些躁动的年轻人，包括正在康涅狄格州沃灵福德镇的乔特学校上学的15岁少年约翰·F·肯尼迪、在休斯敦公开演讲的教师林登·约翰逊，还有在加利福尼亚州惠蒂尔学院的大学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正在想象横跨东方地平线的情景和华盛顿特区的样子。

来华盛顿的人看什么呢？他们首先会参观火车站，联合车站是按城市古典建筑计划建成的第一座石造建筑，气势宏伟，连同国会山一起，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当时的国会山就和现在一般，正面朝东，因为某位建筑师认为东面是城市发展的方向。在那时，总统权力的持续扩张还没有开始，所以，国会才是华盛顿的权力集中点，像远征军这样的外来者会把国会山作为他们的第一站。对有些人来说，这也是最后一站，因为白宫不欢迎参观者，也没有什么其他景点。当然，有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碑（碑中附带新电梯，不过青少年总愿意去挑战那级台阶），有开放的植物园和福尔杰莎士比亚图书馆。谢尔瓦设计的旋翼飞机（一个直升机原型）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群）的草坪上成功着陆后，该博物馆群逐渐备受欢迎。如果喜欢吊桥，可以参观阿灵顿纪念大桥，这是当年1月由胡佛总统剪彩启用的项目。最后，还有极少数的政府办公楼：C街的农业部、第18街的老内政部大厦、第7街的文官委员会大厦，和椭圆广场边上的商务部大厦。这一占地8英亩[5]的建筑群，建于20世纪20年代，被时任商务部长胡佛选为美国经济的圣地。

年的华盛顿与现在最大的不同是，如今众所周知的地标当时都尚未建成[6]。没有杰斐逊纪念堂、海军陆战队纪念碑，也没有最高法院大楼。国会山里，法官们居于参议院和众议院之间，几乎就在圆形大厅下方；无名将士墓和华盛顿国家座堂正在建设，圣母无原罪堂还在规划阶段；我们今天所知的宪法大道当时并不存在，仅仅是B街的延伸段。宽广的国家广场也只有在设计蓝图上才看得到当时其所在地是另一个华盛顿公园，树林茂密、街道纵横，还有尚未清除的“一战”临时建筑的残骸。除了商务部大厦，联邦三角建筑群里尚无其他建筑。《国家地理》报道，时任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和参议员里德·斯姆特对一个40亿美元的城建计划特别感兴趣，该计划是在“整个宾夕法尼亚大道南侧”修建一排“宏伟建筑”，并计划由胡佛总统9月为新邮政局大楼奠基。但这座宏伟大楼及其相邻建筑还未建成，包括劳工部、州际商务委员会、司法部、国家档案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美术馆。当时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对公众开放，也无缘得见《宪法》和《独立宣言》原件。直到最近，大部分土地仍然是商业用地，但个别土地已破土动工，还有一些已归属财政部的也都已动工。

其中最具戏剧性的是，宾夕法尼亚大道上原先的一大片土地，现在是国家美术馆、联邦贸易委员会和特区网球场所在地。年7月28日早晨，那里还伫立着一排丑陋的老式红砖建筑，里面曾经有仓库、廉价旅馆、汽车展厅、一家中国餐馆和殡仪馆。大部分墙已经被推倒，本来几星期前就该被夷为平地的。但在6月17日深夜，补偿金远征军悄悄潜入并占领了这里。主管这里的特区警察局局长是一位名叫佩勒姆·D·格拉斯福德的退伍陆军准将，他不愿将远征军赶出安身之处，尤其看到这么多人还带着妻儿。但到了盛夏时节，格拉斯福德自身难保。国会因为他让远征军进城而大加斥责。白宫传出消息，胡佛总统已经忍无可忍。总统决定必须驱逐这些衣衫褴褛的不速之客，即使动用军队也在所不惜。事实证明，他的确这样做了。

宾夕法尼亚大道并不是远征军的总部，他们的主力军在华盛顿东南的安那考斯迪亚河彼岸，刚好要横穿第11街桥。但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队伍是最显眼的，因为他们距离国会大厦不到三个街区。在政府看来，他们是眼中钉、肉中刺。政府下决心驱赶他们，这反映出强势群体对待弱势群体时普遍强硬的态度。但跟远征军打交道的人们并没有以这样的强硬态度对待他们，格拉斯福德将军、比利·米切尔将军和两次荣誉勋章获得者巴特勒将军都善待他们。德鲁·皮尔森写道：“这些人什么都不知道。总之，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和家人忍饥挨饿，他们想拿到补偿金，别的都不管。”威尔·罗杰斯说：“与世界各地记录在案的所有饥民相比，远征军是最本分的。”

但在那时还没有电视新闻，显而易见的事实也可能被否认。司法部长威廉·D·米切尔宣布，远征军已经犯了“乞讨以及其他行为”罪行。副总统查尔斯·柯蒂斯出动了海军陆战队两个连的兵力，身携刺刀，头戴钢盔，乘坐电车而来。然而格拉斯福德公开指出，副总统无权发布军事命令，命令士兵们返回军营。尽管如此，全国上下主张使用武力的呼声日盛。3月7日，在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名饥肠辘辘的男女试图在亨利·福特工厂外示威，警方开枪以驱散队伍，造成4人死亡、人受伤（之后这些人被警方铐在病床上并被控暴动罪）。《底特律自由新闻报》公开谴责：“责任人很好确定，煽动者就是威廉·Z·福斯特和其他远征军挑拨者。”其他报纸也怂恿总统。《华盛顿晚星报》在社论中说，为什么没有特区警察“狠狠地冲上去把那些企图通过示威得到补偿金的游行者揍一顿”；《纽约时报》报道，这些参加示威的退伍军人“拿的补偿金相当于其他国家退伍军人的七八倍，却仍然不满意”。其实除了残疾军人，其他人没有补偿金，但这些四肢健全的人开始提出愈加怪异的要求。乔治·莫斯利陆军准将是艾森豪威尔少校的朋友（艾森豪威尔称他是一位“机智”且“充满活力”的官员，“总是致力于钻研新点子”）。那年夏天，莫斯利想到一个新法子，他建议逮捕补偿金游行者和其他“低劣人种”，然后把他们集中关押在“夏威夷群岛中的某个孤岛上，那里连糖类作物都不生长且人烟稀少”，“任他们在那里自生自灭”。他还补充道：“我们也就不必担心，其中个案的法律裁定过程是否有所推迟。”

黑夜漫漫，迷雾笼罩，对于驻扎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退伍军人来说算不了什么。麦克阿瑟曾答应他们其中一个带头人，如果到了不得不驱逐他们之时，会让他们体面地撤退，一个四星上将的承诺对于好士兵是非常奏效的。之后，他们得到消息，军队可能前来此地，可是他们却认为这是谣言，自以为身着卡其色军装的人都是他们的战友。在他们的营地里，褪色的国旗随处可见，他们完全不相信那些士兵会攻击自己的战友。7月28日星期四，这个早晨，他们最关心的是天气。上午9点，他们预感到整天都会很燥热，于是一边满怀期待，一边谈论着有空调的新剧院，那里上演着珍妮·盖诺和查尔斯·法雷尔主演的《第一年》、威廉·鲍威尔和凯·弗朗西斯主演的《风流大盗》以及杰基·库珀和奇克·塞尔主演的《淘哥儿》。相比他们此时的营房，有空调的房间就是田园诗歌般的梦想。他们能坐着免费火车来到这里，只是因为铁路公司想腾出车站的场地。火车货运单上写着“牲畜（目的地：华盛顿特区）55名退伍军人”，他们几乎也已经开始自认是牲畜。妇孺们住进了已经拆除得残缺不全的建筑物内，格拉斯福德将军还给他们提供了草垫。一名记者称，男子们则躺在“钉着碎布的旧板子和包装箱搭建的帐篷小屋里”。到处都写着“愿上帝保佑我们的家园”。他们并不是圆滑，如此出身的人是不会拿上帝、家园和爱国主义（如果谈到爱国问题）开玩笑的。

他们来自美国的农耕家族，还算得上是下层中产阶级（若那时有这样的词语）。如果派兵到宾夕法尼亚大道对面袭击他们，有5个人不得不提。只有来自肯塔基州哈伦县的J·A·宾厄姆曾经是前往法国的美国远征军队伍中的一名军官，也很难说他是有闲阶级的一员。在此之前，他受雇破坏罢工。年3月的一次活动就是被他破坏的，当时是西奥多·德莱塞、舍伍德·安德森、约翰·多斯·帕索斯和常春藤盟校的学生联合起来，到肯塔基抗议矿工的民事权利受到侵犯。还有两人是来自萨克拉门托的约翰·奥尔森和查尔斯·鲁比，后者作为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得主，曾在年被选为第一位给总统送新年祝福的人。这两位都因为在法国战场的英勇表现得到嘉奖。来自奥克兰的埃里克·卡尔森中过催泪弹的毒，正如他们所说，“还得了炮弹休克症”。威廉·鲁西卡曾经是第41步兵团的一等兵，他的一生为人们津津乐道。这5个人都失业了。鲁西卡本来是个屠夫，一直生活在芝加哥的西南部，住在他妻子的哥哥家一个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

大难临头，人们却往往察觉不到。对于这些人来说，在那个闷热的早晨10点，灾难随着两位财政部官员降临。他们站在人行道上，满头大汗，勒令远征军撤离，但遭到远征军的拒绝，官员只好离开。一个小时过去了，除了温度不断攀升，什么也没有发生。11点刚过，格拉斯福德将军骑着他的蓝色摩托车亲临，抵达第三大道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岔道口，他宣布已接到命令要清理该地区，他的手下立马手持警棍直接闯入。

整个过程推进得很缓慢，一开始几乎无人反抗，到正午时分，第一栋楼才清理完工。然而，与此同时，这边出事的消息已经传到了安那考斯迪亚河畔的主要阵营。姗姗来迟的警方不顾一切地试着把第11街桥升起来，但为时已晚，远征军的增援部队正在赶来，一见警察就朝他们投掷碎砖头。格拉斯福德一边脸被砸伤，吓得向后退了几步。他看到手下茫然地拿枪指着他，吓得不知所措，立马躲到柱子后面。他听到一个沙哑的声音喊：“抓住他！”格拉斯福德从柱子后出来，看到一个人目露凶光，朝着一个退伍军人开枪。鲁西卡胸部中弹，当场毙命。其他军人还在顽强抵抗，不一会儿，又至少有三个退伍军人倒下，卡尔森身受重伤。格拉斯福德喊道：“不许开枪！”所有人都停了下来。但消息已经传到白宫，司法部长米切尔已经下令将所有退伍军人驱逐出政府所有的楼房。胡佛总统在午餐时收到了消息。他命令战争部长[7]帕特里克·J·赫尔利动用军队，这一口头命令都被记录了下来。赫尔利立即传话给参谋长。

又一次尴尬的沉默。参谋长麦克阿瑟将军当时没有穿军装，他的副官认为他不应该穿。艾森豪威尔一再强调“这是政治、政治”，认为一个将军参与街角斗殴是非常不合适的。将军却不这么认为。麦克阿瑟宣布：“麦克阿瑟决定执行命令，革命即将来临。”来自梅尔堡的士兵们都在白宫椭圆广场上集合，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注视着他们，此时一个勤务兵猛冲过河，给参谋长送去军装、袖章、神枪手奖章和英式斜纹布军裤。将军还下令让艾森豪威尔也穿上军装。“我们要攻击远征军的中坚力量”，说完带着手下上了他的豪华轿车。在第六大道和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交叉口（后来成为华盛顿最大的廉价酒庄商店）靠边停下，又等了一会儿。有人问：“我们为什么停下来？”麦克阿瑟回答：“等坦克。”他打算在这次行动中使用坦克。大家坐了回去，身上冒着冷汗，除了麦克阿瑟。这位将军超强的抗压能力首次被记录下来。他头脑冷静、泰然自若、强硬不屈，这赋予他很大的心理优势，但也有些人反感他这一点。

与此同时，白宫发布公报。胡佛总统宣布军队将“制止骚乱和镇压蔑视行政命令的分子”。几分钟后，白宫透露，曾与警方发生冲突的男子是“共产主义分子”。记者在车里找到了麦克阿瑟，询问他有何打算。他回答说：“看着我，只需要看着我。”然而，记者们看到的是武装大军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气势汹汹地开来。巴顿少校率领第三骑兵团，挥舞着锋利的军刀，策马而来。马队后面是一支机枪分队——第12步兵团、第13工兵团和第34步兵团，阳光照在他们的刺刀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这些队列之后排着6辆坦克，履带有条不紊地碾过沥青地面。现在是下午4点45分，这是麦克阿瑟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15分钟前，特区的公务员们已经下班，开始涌入街头。0人挤在人行道上，看着对面一脸茫然、混乱的老兵。如果骑兵指挥官稍不注意就会伤到人，而且众所周知，巴顿少校对群众的安全从不上心。

远征军们以为这是献给他们的一次阅兵仪式，鼓起掌来，观众也鼓掌，但观众首先意识到了真相。巴顿少校的队伍突然行动，冲入人群。J·F·埃森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他写道：“起初，对围观市民的攻击似乎只是几个武装骑兵的行为，但后来成为骑兵联合行动的一部分。”埃森报道说，士兵们“没有发出丝毫的警告”就闯入“成千上万毫无防备的人群”中。男女“都遭到冲击”，有人只是拒绝离开电报局前门，就被两个骑兵用刀背打得缩到了门口。康涅狄格州参议员海勒姆·宾厄姆也夹在人群中，头戴巴拿马草帽、身穿白色亚麻西装，也遭到连累。

“快离开！”骑兵们大声吼道。围观的人回应着：“不要脸！不要脸！”同时，退伍军人们急忙形成坚实的防线截断了大街，他们的带头人挥舞着国旗。于是这些颜色成为士兵们的第二个目标，他们重组成规模更大的队伍，越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冲向国旗。退伍军人们目瞪口呆，继而愤怒地冲上去把士兵拉下马，开始厮杀。“我的上帝！”一个头发花白的退伍军人喊道，“如果我们有枪就好了！”其他人也一边从骑兵手里抢枪，一边怒吼：“我们在阿尔贡参加世界大战时，你小子在哪里？”所有游行者都在喝倒彩起哄。一名不到20岁的士兵从当年远征欧洲的军士手中夺过旗帜，一脸不屑地骂道：“你就是个老混混！”一个靠近麦克阿瑟的人大声吼道：“美国国旗从此以后毫无意义。”将军怒道：“如果你再敢出声，立马逮捕。”

麦克阿瑟收到战争部长的书面指示，其中专门提到“该地区所有妇女和儿童”都必须“受到照顾和善待”。考虑到参谋长的计划，这实在很难做到。这项任务的准备过程中，麦克阿瑟已从阿伯丁试验场和埃奇伍德兵工厂征用了枚催泪弹，气体可无法区分年龄和性别，唯一得到真正保护的参与者是戴着面罩的士兵。警察系上手帕遮住自己的脸，被警告过的杂货店店主猛然关上大门。退伍军人们一看见士兵戴面罩就奔走相告，因为他们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但已经来不及了。步兵紧随骑兵而来，拔出腰间的蓝色催泪弹向退伍军人们扔过去。顷刻间，空气立即被大面积污染，围观者迅速逃离。有毒阴霾笼罩着宾夕法尼亚大道，阴霾之下，快窒息的妇女们睁不开眼，慌忙抓起锅碗瓢盆和孩子从房屋里跌跌撞撞地逃出来。美联社报道：“这就像年大战中无人地带的场景。”但不完全一样，华盛顿是和平时期的首都。这场实力相差悬殊的斗争就发生在国会山旁，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非战斗人员，如记者这样的中立职业者，虽然武装势力认为新闻记者并不会保持中立。一名士兵看见一位记者冲进加油站外的电话亭给报社打电话，往里面扔了一枚催泪弹，把他赶了出来。

远征军的反抗停止了，除了军刀和刺刀的要挟，还有愈加强劲的南风吹来令人窒息的毒气，受尽折磨的远征军朝着安那考斯迪亚河撤退。撤退显得异常艰难，妇女们带着孩子，丈夫拖着破旧的手提箱，还不断遭到催泪弹的围追堵截。医院接收的伤亡人员数量不断增加。晚上的喧闹声令人恐惧：救护车和消防车的警笛声、前行的马蹄声、战士的脚步声、报童的叫卖声和作响的坦克声（自始至终坦克的作用都很模糊）。艾森豪威尔晚年时写道，“我的记忆中，这些坦克在驱赶老兵的运动中完全没有起作用”，尽管如此，坦克本可大逞威风，因为老兵“走得很慢”。到了晚上9点，受害者们已经穿过第11街桥，回到了对岸的远征军主阵营。麦克阿瑟的部队清理了C街、马里兰大道、缅因大道、码头沿岸和国会图书馆附近的其他阵营。晚上8点左右，部队士兵聚集在一个煤气厂附近，忙着在野外生火做饭，而他们的指挥官正在思考下一步的行动。

对麦克阿瑟而言，这个决定显而易见，他的使命是摧毁远征军。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他只有侵入远征军河对岸的避难所，铲平总部，使命才算完成。格拉斯福德将军极力反对，他请求参谋长放弃夜袭计划，称此举“愚蠢至极”。麦克阿瑟很坚定，格拉斯福德只好服从上级，转身离开。但美国总统的直接命令却不能如此对待。胡佛作为总指挥官，知道如何动用他的军队，因此军队只是停驻在岸边。为了确保麦克阿瑟将军收到自己的命令，总统通过莫斯利将军和总参谋长秘书克莱门特·B·赖特上校再次传达了命令。艾森豪威尔说，总统“禁止任何部队过桥到对岸的空地上进入退伍军人的主阵营”。这已经很清楚了，如果是别的将军，肯定立即服从，但麦克阿瑟没有，他认为这是文官介入军事，很愤怒。他告诉莫斯利计划还要继续，莫斯利感到很惊讶，但麦克阿瑟不能容忍这样的干预。麦克阿瑟对艾森豪威尔强调自己“非常忙，不想自己或他的手下被前来传达命令的人打扰”，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麦克阿瑟决定违抗总统的命令。

麦克阿瑟下令在桥上架起了重型机枪，以迎战反击。艾森豪威尔少校跟随他率领一队步兵越过大道桥，到了对岸。安那考斯迪亚河边退伍军人阵营一片混乱，遍地都是包装箱、水果箱、鸡笼、麻袋与防雨纸搭建的窝棚、帐篷、披屋、房车残骸和晦暗帐篷的栖身之所，任何人可能都忍受不了这样脏乱的环境，和垃圾共处，这却是远征军亲属们唯一的家。他们蜷缩在黑暗中，祈求解脱，得到的却是新一轮的催泪弹。有的尖叫着逃命，有的藏了起来。一支人左右的队伍聚集在营边，边嘲笑队伍边唱：“胆小鬼！胆小鬼！胆小鬼！”种植菜园的退伍军人乞求步兵们不要践踏他们的庄稼，但是那些绿油油作物还是被踩得一片狼藉。据美联社报道，晚上10点14分，士兵们点燃了主阵营里所有棚舍，火焰在空中冒出50英尺高，并蔓延到附近的树林里，6所消防站的消防员都接到命令赶来救火。总统从白宫的窗口看到了东部被火焰照亮的天空，立即询问发生了什么事。艾森豪威尔回忆：“整个场面太悲惨了。无论他们进入华盛顿是否有错，这些衣衫褴褛、被虐待、被任意使唤的退伍军人都很可怜。整个营地燃烧的熊熊大火只能让人觉得更加凄惨。”

不是所有人都有艾森豪威尔少校这样的同情心。7岁的尤金·金恩是一位退伍军人的儿子，他竭力想从帐篷里救出他的宠物兔。步兵却说：“快滚，你个小兔崽子！”男孩稍有迟疑，步兵就用刺刀刺穿了他的小腿。救护车再次从两公里外的医院赶来，又有超过名伤亡人员，其中包括两个已经断气的婴儿，远征军报纸一位愤怒的编辑建议这样给婴儿写墓志铭：“伯纳德·迈尔斯，夭折于三个月大，吸入胡佛总统的毒气致死。”这种说法固然不妥，但这次退伍军人真的被激怒了。他们看到士兵们朝他们的棚屋浇汽油，附近巡航游艇上的华盛顿富人却把这当作表演。晚上11点15分，退伍军人看着巴顿少校带着他的骑兵进行最后的破坏性袭击。被骑兵拖走的衣衫褴褛的游行者中，有一位名叫约瑟夫·T·安赫利诺。年9月26日，他曾经因为在法国阿尔贡森林战场上救了一名年轻军官的性命而获得杰出服务十字勋章，这位年轻军官正是巴顿。

艾森豪威尔少校建议麦克阿瑟将军避开报社记者，因为这次事件是政治事件，而非军事行动，他继续争辩说这是应该由政客做的事情。麦克阿瑟摇了摇头，他很喜欢对新闻界发表讲话。而且，无论麦克阿瑟是否喜欢（显然他乐在其中），他跨越安那考斯迪亚河的决定已经将他置身于政治事件中心。零点15分，他与战争部长赫尔利一起出现在记者面前。一开始，麦克阿瑟的策略就显而易见——把一切都归功于胡佛，并对他大肆赞扬。他说：“要不是总统在24小时内采取行动，定会出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定会导致一场真正的战争。如果他再等一星期，我相信我们的政治制度定会受到严重威胁。”赫尔利补充道:“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麦克（麦克阿瑟的昵称）完成得非常出色，他是时代的风云人物。”他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断言这次行动造就了哪位英雄。”

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现了那么多为了争取利益而牺牲的人。残害曾经为自己国家战斗过的人并不是政治高招，同情者们已经在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为远征军提供农田。亚拉巴马州的雨果·布莱克、爱达荷州的威廉·博拉和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这些参议员都因陆军的行为深感愤怒，纽约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发电报给总统：“在经济萧条、失业率和饥民量猛增的时期，热汤比催泪弹便宜，面包比子弹更能有效维护法律和秩序。”麦克阿瑟将军私下回答了这个问题，远征军是“叛军”，而不是退伍军人，他说：“如果说远征军里的10个人中有一个人是退伍军人，我都不相信。”

白宫传出消息，总统那晚一直熬到“深夜时分，查看远征军事件的前方简报”，抹黑远征军成为官方的坚定做法。后来胡佛应该私下训斥了不服从命令的麦克阿瑟将军，但现在他公开承认游行者“不是退伍军人”，而是“共产党和有犯罪记录的人”。每个发言人口中非退伍军人的比例都不一样：麦克阿瑟说在90%以上，赫尔利认为约33%，胡佛在波士顿给美国退伍军人协会波士顿分会写邮件说，在他的“印象”中，“其中不到半数人曾经为美国军队效力”。格拉斯福德将军对此提出抗议，导致他在10月被勒令提前退休。但受过的污蔑是怎么也抹不掉的。骚乱后第二天，在对华盛顿大陪审团的控告中，一位特区法院的工作人员说：“据报道，叛乱者犯了实际暴力罪，其中几乎没有退伍军人，主要是共产党人和其他不法分子。我希望你查明事实确实如此，几乎没有退伍军人参与这场对法律和秩序的暴力攻击。”

不幸的是，在胡佛时期，谁也没有想到到退伍军人管理局查证远征军的身份。到远征军遭受催泪弹的袭击，被控侵犯法律法规之前，退伍军人管理局已经完成了对其成员的详尽调查。数据显示，94%的远征军曾在陆军或海军服役，67%曾远征海外，20%是残疾军人。格拉斯福德和他曾经支持的衣衫褴褛的人们都没有说谎，但情形并未好转。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没有报刊转载这篇调查，社论更是直接忽略了它。《纽约时报》将这些老兵描述成“普通入侵者”，他们的“不服从导致政府采取武力，几乎升级成暴动”。《波士顿先驱报》公然说：“人民……已经受够了被无赖抢劫。”《纽约先驱论坛报》也说，远征军落到今天的境地，“任何方面都不值得给予一丝一毫的同情”。《克利夫兰老实人报》说：“在国会山露营”是“廉价的英勇”。虽然《时代周刊》批评了政府，但《财富》杂志的结论是，麦克阿瑟意识到“刺刀和展示压倒性的实力才是唯一能防止任何人送命的手段”（事实是已有人丧命，却被忽略了），他“巧妙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赢得了国家的感激。

骚乱后的第二天早晨，普通美国家庭的大体感觉是，政府已经让这些蓄意发动暴力革命的人受挫。但也有例外，在远征军遭受挫败期间，总统接见了一位重量级摔跤冠军、EUG女大学生联谊会的成员们和高中作文大赛的优胜者们。沃尔特·李普曼写道：“胡佛先生并不逃避开会和发表声明，他为什么就不能试着抽空与游行者协商一下呢？”

在纽约州奥尔巴尼的州长官邸，气氛十分凝重。埃莉诺·罗斯福读着报纸，她后来说“心里很不舒服”。她丈夫受到的影响似乎更大。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教授来他家做客，被叫到主卧室，看见州长罗斯福周围散乱着一堆报纸。特格韦尔走进卧室时，罗斯福遮住骚乱的图片，仿佛在为他的国家忏悔。罗斯福回忆起，年他曾提名胡佛为总统候选人，现在觉得自己错了。“这个人简直一无是处。”罗斯福气愤地说，“也许再也难有作为。为什么他就不能给游行的人提供咖啡和三明治，而是放任帕特里克·赫尔利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行为呢？”这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他没有以原则或政策的角度来看待这次事件，而是将它视为人类的灾难。罗斯福告诉特格韦尔，如果不是因为退伍军人及其家属太可怜，他也许还会同情胡佛。“他们很可能在华盛顿外的道路上露宿。”他感慨万千地说，“他们现在状况一定很差。”

退伍军人的状况确实很糟糕，但他们没有在路上露宿。弗吉尼亚州和马里兰州的民主党州长早已预见到这样的事情。在阿灵顿县警察局局长霍华德·菲尔兹堵死波多马克河上的桥梁之前，大约名退伍军人溜进了县城，警察局局长警告他们24小时内离开弗吉尼亚州，否则波拉德州长会出动国民警卫队。里奇州长下达至马里兰州警方的命令是：“让他们沿着去巴尔的摩的主要公路走，不许他们进入马里兰州。”让他们全部离开是不可能的，所以骑着摩托车的警察在区境线上遇到疲惫的游行者，通过沉睡的巴尔的摩，把他们驱赶到宾夕法尼亚州边界处。在宾夕法尼亚州，少数人在约翰斯顿的理想公园找到了临时避难所。然而，更多的人被州警赶到了俄亥俄州边界处，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新一轮的驱逐。就这样一直驱逐下去。一些人沿途寻求好心人的帮助，以乞讨为生。铁路公司开通了一辆专门的火车，将他们带到平原各州。为防火车中途停站，堪萨斯城公民领袖筹集了1美元，使棚车像那辆载着列宁的密封列车向前飞驰，无人知道它的最终目的地。我们只知道，到秋季时，大多数远征军成员已经融入了年爆发的人口大迁徙。

大约万美国人（其中超过25万人的年龄在16~21岁）四处流浪。《财富》杂志称他们为“大萧条”时期的“流浪人口”。州警护送退伍军人从一个州的边界到另一个州的边界，州警一直遵循着“大萧条”早期州长已定好的规矩。各地方政府都要处理很多等待救济的人，让他们忙得不可开交。这些潦倒的外来人口被指控为流浪者，被送到邻县边界上。只有少数城市，如东圣路易斯，以它们乐善好施的救世军收容所而著名。大多数城市则冷漠无情。加利福尼亚州首次设立劳教所，然后在进入该州的高速公路上安排警卫以遣返那些试图入境的穷人。在亚特兰大市，那些寒酸的外来人会被带到富尔顿县做30天苦力作为惩罚。20世纪30年代初，一个20岁名叫埃里克·塞瓦赖德的流浪者后来回忆说：“市民慷慨的施舍和铁路守卫员的品行成为判断和评价一个城市的基础，例如，如果有别的选择，你不会试图经过怀俄明州的夏延市。你很容易在遍布警棍和左轮手枪的地方被驱逐，到下一个目的地要长途跋涉很长一段路。”

流浪的都是些什么人呢？基本上是一些长期的流浪者，他们的“丛林”（露营地）可以为他人提供寒酸的避难所，但大多数美国流浪者还是第一次加入这样的队伍。他们是失去产业的佃农，是遭遇了三年干旱而放弃土地的农民，是从学校毕业没有找到工作的贫困年轻人——他们被叫作“封锁”的一代，塞瓦赖德本是银行家的儿子，其他青年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比例非常高。四处奔走是美国的传统，他们喜欢说：“忘记我们的遭遇，只要你想取得成功，就一定可以变得更好”、“我正在努力”以及“你的叔叔达德利快要成功了”。一个失业的人往往会开着破车，带着家人，不问目的地，乐观地踏上找工作的征途，最终，仍然穷困潦倒，背井离乡。

“这些被邮局贴上‘地址不详’标签的人，被我们称为暂住居民。”牛顿·D·贝克当年在《纽约时报》上写道，“这个社会群体里包含各种各样身份的人，从大学毕业生到从没有见过校舍的孩子。孕妇、生病的婴儿、无子女的年轻夫妇、被迫下岗的中年人。国家不安定，人民就难以安稳。我们想起了沙漠中的游牧民族——现在我们就是‘大萧条’时期的游牧民族。”事实就是这样，每一个城市领救济品的队伍里一定会有穿着体面的人，地方法官从来不知道谁会因为被指控流浪罪，而被带到他们面前。一位被告人曾在布鲁克林的一块空地上睡了46天，他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毕业生、土木工程师，曾为巴拿马、中国、智利和委内瑞拉政府工作。另一位则是20世纪20年代著名的厨师之一，他一直生活在已被政府征用的阁楼里，每天看着自己以前的菜谱，黯然神伤。

中产阶级衰落的速度之快令人咋舌。修建加利福尼亚州水库的那些打工者中，竟有农场主、牧师、工程师、学校校长以及密苏里州一家银行的前行长。在芝加哥，名妇女整夜在格兰特公园或林肯公园露宿。她们既无寝棚，又无铺盖，没有任何遮挡的东西。每当夜幕降临，她们就躺在冰冷的地上，忍受着刺骨的寒冷，挨到天亮。在纽约巴比伦的长岛上，警察发现一名注册护士快饿死在一个私人住宅的枫树林里，她已经在一堆旧衣服和废纸中躺了整整两个星期。在艾奥瓦州的奥斯卡卢萨，一名失业的女教师带着两个孩子正准备在支起帐篷的洞里过第二个冬天。正如《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所说，晚上敲你家门的流浪者“有可能是几个月或一年前爽快地给你批过贷款的人、在你读的报纸上写过社论的人，或曾经是房地产龙头企业的副总裁”。

年，著名作家也属于贫困群体，有人记录下了这瞬息万变的生活。约翰·斯坦贝克洗衣服的肥皂是用猪油、草木灰和盐制成的，他甚至负担不起手稿的邮费，虽然一本都没有卖出，但他的经纪人还是替他支付了这笔钱。他后来回忆说，一点点疾病的征兆都会吓坏那些居无定所的人，“你必须有钱才敢生病。我牙齿曾出现问题，所以全部脱落”。斯坦贝克当时身处乡间，如果身处城市，情况就更糟。托马斯·沃尔夫常上纽约市政厅前的公共厕所，看着人们一边为了抢马桶而争吵，一边从他们破烂的大衣口袋里掏着面包屑或腐臭的肉末。他这样描述那里的流浪者：

……只是经济崩溃时代的淘汰品。其中诚实正直的中年男子脸上布满了辛劳贫穷烙下的皱纹，许多年轻人都还是十几岁的少年，顶着厚重蓬乱的头发。他们都是在城镇间漂泊的流浪者、货运列车的乘客、高速公路上搭便车的人，没有容身之处的美国人。他们四处漂泊，冬季来临时聚集到大城市，饥饿、挫败、空虚、绝望和烦躁驱使着他们不断流浪，四处寻找工作和可以糊口的食物，在凄惨的环境中挣扎。在纽约，这些流浪者来到混乱的聚会场所，钻到温暖的休息处，享受片刻的舒适……眼前的景象令人恶心，足以让一个人难过到说不出话来。

多年以后，林登·约翰逊夫人还记得，当她的丈夫成功将那些男孩“带出货运车厢，开始正经工作”时，他那兴奋的喊声。青年无所事事，这也正是流浪者问题的实质。对美国儿童局和国家游客援助协会的工作人员来说，这就像是一个民族的希望正在被摧毁。年，普尔曼的乘客发现客运车厢里只有一两个位置有人坐，但在车厢底下和货运车厢上挤满了人。平均每天个无票乘车人经过堪萨斯城。据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报道，铁路警卫员在12个月内将68.3万人赶下了货运车，因为吊在车厢外面是十分危险的。第72届国会小组委员会上，密苏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首席特约代理R·S·米切尔提到他发出了关于名“大萧条”时期流浪者的“官方通知”，其中有名伤亡人员：

参议员科斯蒂根：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乘车，你是否注意到这存在的健康隐患？

米切尔先生：冬季的健康状况……是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尤其是那些身体不那么健壮的人，天寒地冻，穿得又少，还暴露在车厢外面，我捉摸不透他们如何逃脱肺炎的侵害。

参议员科斯蒂根：这些都是十分危险的？

米切尔先生：是的，先生。

除此之外，还存在别的危险。40年前，男女性别的界限划得很清，第一次加入流浪者队伍的女子经常会乔装打扮成男子，但很快会被拆穿。在很多事情上，她们缺乏男子所具备的力气和果敢，不敢白天躲在暗处，偷袭运送物资的卡车。为了让自己有个容身之所，她们只能出卖肉体，但一次交易的报酬只有10美分。为了这10美分，她们不仅要冒着怀孕的危险——9个月后也未必能找到医生，而且还可能感染性病。

在南方，还有另一种威胁。当时无论黑人白人都搭货车，他们之间的性交属于犯罪，一个被怀疑从事“黑市”交易的白人女子通常会哭喊着说是强奸（这会给她的顾客带来致命的后果）。事实上，此前一年，在一辆缓慢行驶在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和亚拉巴马州的斯科茨伯勒之间的敞篷车上，就发生了这种事情，这也是20世纪30年代伟大自由主义的成因之一。根据两个白人纺织女工给警方的证词记录，9个没有文化的黑人青年被判处死刑。其中一个女工的证词满是脏话，完全无效，连记者都无法使用。这个案子经历了无数次上诉和两次最高法院的撤销定罪，直到20年后，最后一个黑人囚犯最终死于癌症。共和党把“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昭告天下，黑人知道了他们受到的迫害愈加绝望，而引发了后来的战争。

但在年，就算你不是黑人，流浪者的生活也充满艰辛。蹲监狱经常被视为享福，正如米切尔对参议员科斯蒂根所言，当流浪者受到要被逮捕的威胁时，他们会嘲笑警察说“这正是我们想要的，那里有食物和睡觉的地方”。为了找出他们宁愿坐牢的原因，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一名毕业生托马斯·迈尼汉乔装成衣衫褴褛的流浪者，加入了这帮年轻人的队伍。他发现，在布道所、教堂、医院、救世军收容所或地方福利站，人们都在排队领取救济食物。更准确地说，这些福利站应该被称为施舍处，“我亲自品尝了那汤，无料无味，不冷不热，一份只有一小杯。连过期的面包都舍不得给，更不用说苏打饼干了”。也从来不会给第二碗，而且领过一两天后就被赶出去是常事。

无论何处，迈尼汉都会看到人们因营养不良而造成的肋骨突出、腹部凹陷、胳膊和腿的皮肤松散、眼神空洞和举止紧张的特征。牛顿·D·贝克问：“我们承担得起对这一代青少年永久伤害的责任吗？”贝克被认为是位多嘴的政治家而被解职。直到8年后，“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们应征入伍时，他才得以平反。国民体质中心主任约翰·B·凯利（格蕾丝·凯利的父亲）发现，应征者中40%的青年男子身体不合格。不合格者大多因为存在牙齿问题。按照普遍程度，其他缺陷依次是：视力差、心脏和循环系统疾病、胳膊和腿畸形以及精神障碍。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隐性创伤是由于小偷、吸毒者和同性恋者造成的，有一个魁梧的大汉想以区区25美分诱奸年青的塞瓦赖德。

亨利·福特却不认同：“为什么？四处漂泊对这些男孩来说才是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因为他们在几个月里获得的经验比在学校待几年还要多。”就算胡佛总统认为并非这样，他也没有反驳。因为他没有任何反驳的理由，他不愿看到人们受苦受难的场面，尽管威廉·艾伦·怀特一再恳求，胡佛也从未到过排队领救济品的地方或救助站。当他的豪华轿车开过街角的苹果摊时，他也从没有转头看过。从年3月4日宣誓就职到年秋，胡佛总统都没有离开过华盛顿。那时，他趁着夜色已深从戒备森严的车里望出去，看到数以万计的民众露宿街头，大多是年轻男女，正如金·史密斯所写，他们“白天漫无目的地在高速公路上前行，晚上就随意露宿街头”。

胡佛一直在考虑白宫膳食的缩减问题，但又考虑到这会有损国家的士气。每天晚上，他都西装革履地走进餐厅（他是最后一位每天穿着正装就餐的总统），并且独自享用7道菜。年共和党竞选总统时，有位记者曾经编出这样的口号：“家家锅里有一只鸡，车库里有两辆车。”如今这位记者已经破产，落到了要申请贷款以抚养三个孩子的地步。但总统认为，如果第一家庭对美国复兴都丧失了信心，那全美民众定会绝望。

胡佛的餐桌上通常会有几道并非当季的菜，桌子上摆着鲜花。定制的雪茄盒里放着又长又粗的哈瓦那手工雪茄，都是按总统的要求专门制作的，一天抽20支。胡佛一家进餐时，周围有许多人候着：一名男管家和众多男仆（他们必须身高相同）以立正姿势站稳，保持绝对沉默，未经命令不准有任何举动。就连站在门口值勤的都是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身穿蓝色制服——总统出行仪式的礼服。即使总统的妻子卢是唯一的共同进餐者，身着制服的号手们也会吹着明亮的号角，以宣布总统抵达和离开晚宴。胡佛总是以夫人卢为荣，因为她能流利地讲5国语言，曾经是美国女童子军首领，她亲手铺的餐桌是白宫历史上最精致的餐桌。但有时夫人也不知道总统是否真的如此热衷于美食，因为总统总是狼吞虎咽。

到了胡佛任期的第4年，赫伯特·克拉克·胡佛在全国人民眼中已成为一个捉摸不透的人。一个得克萨斯人以嘲笑的口吻给远征军写信：“如此靠近世界上最大的食物管理者，你肯定不用担心会挨饿。”这也正是胡佛一直以来的做法，他拯救比利时饥民的壮举至今仍然是美国人道主义历史长河中最辉煌的一页。玛克西姆·高尔基曾这样描写他：“你从死神手里拯救了万儿童和万成年人。”芬兰语中新加了一个动词“胡佛”，意为帮助。

现在形势大转，随着民族的愤怒愈演愈烈，关于胡佛的故事开始广为传播，比如他在比利时发了大财，连狗都本能地对他嗤之以鼻，还传说他是年3月绑架和谋杀查尔斯·林白儿子的幕后主谋。用锡铁罐、纸板和麻袋搭建的破旧寒酸的棚户村被称为“胡佛村”。曼哈顿有两大胡佛村，分别在河滨大道旁和中央公园的方尖碑附近。失业（这些年这个形容词已经成为一个名词）一族扛着的装废品的麻袋叫作“胡佛袋”。在北卡罗来纳州，贫困的农民将抛锚的廉价汽车的前脸锯下，安到骨瘦如柴的骡子身上，称之为“胡佛马车”（政府曾试图将其改名为“‘大萧条’时期战车”，但无人理会）。“胡佛毯”是公园长椅睡客裹着取暖的旧报纸，“胡佛旗”就是被翻得底朝天的空口袋，“胡佛猪”是饥饿的农民抓来充饥的长耳大野兔。杂耍演员会大叫一声：“什么？你说生意变好了？你的意思是胡佛死了吗？”有的报道讽刺说：胡佛向财政部长梅隆要5美分给朋友打电话，梅隆说：“最小的都是10美分，拿去打给两个人吧。”

胡佛身处困境可谓绝妙的讽刺，因为以20世纪20年代的标准，他算得上是一个自由派政治家。在他担任商务部长时，柯立芝总统嘲笑他是“神奇员工”、“奇迹男孩”。对于胡佛将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公有化的举措，共和党保守派毫无感激之情。在就职典礼上，他宣布自己的伟大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社会工程师，掌控所有产业为公众谋福利。这与共和党的主张并不完全一致。《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刚发来胡佛就职演说的前几段，发行人麦考密克上校就致电华盛顿分社：“胡佛成不了大事。”胡佛曾尖锐地批评柯立芝和梅隆联合制定的低息贷款政策，也曾预测经济会因此衰退，所以他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步就是说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收紧信贷，期望尽可能减轻遭受的打击。

然而，当形势不妙时，他就表现得没有那么特立独行。他说“掌控”不过意味着政府成为监督者和协调者。他解释说，掌控的目的是“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他还补充说，摆脱“大萧条”唯一“正当”的方式就是自力更生，人们在看到“各大厂商、铁路公司、公共事业、商业机构和政府部门”如此自强不息，定会重建信心。年以来，许多人已经明白，各大厂商和其同伙都是骗子，信任危机开始出现并不断恶化。

总统故意忽略这一点。他竭力鼓吹后来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所谓的“传统智慧”。他认为金本位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尽管年联邦预算出现了财政赤字高达40亿美元的情况，他仍然坚持。当意识到政府最终必须有所作为时，他创办了复兴金融公司以支撑即将崩盘的银行，并同意拨款2万美元用于喂养农场牲畜，但前提条件是，国会必须搁置为饥饿人口拨款12万美元救济金的计划。这些在今天听起来很荒谬，在那时有识之士却把它奉为准则。《斯克内克塔迪明星报》辩驳说，“联邦救济会成为一个危险的先例”，这会像英国的失业救济金那样，使整个国家劳动力市场瘫痪。“如果这个国家曾经为失业救济金投过赞成票，”美国总商会主席塞拉斯·斯特朗说，“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已经点燃了下滑的导火线。”每个人都知道英格兰是如何变得道德品行败坏的。据《美国杂志》报道，在英国，酒吧里挤满了领取失业救济金的酒徒。亨利·福特宣称，失业保险只会加剧失业。他的这个逻辑被认为无懈可击。《财富》杂志一位思想前卫的编辑解释说，企业应该拒绝社会责任这一概念，原因是引入任何非经济因素都只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良性运作。即使沃尔特·李普曼主张政府采取行动，他也认为资金应该由州议会筹集，而不是国会。

卡尔文·柯立芝曾说，美国是一个商业国家，所以它需要的是商业政府。他还补充道：“修建了工厂就是修建了教堂，在那里工作就是在那里祈祷。”在共和党执政的20世纪20年代，商业已经远不再只是赚钱的手段，它已成为学校、出版社甚至教堂的引路者。这些忠诚的崇拜者读着布鲁斯·巴顿所著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畅销书《无人知晓之人》，书中诸多观念之一是，如果耶稣还活着，他会成为广告机构的业务代表，那些听着耶稣是木匠儿子的故事长大的人定会对此感到很惊讶。

越艰难的时期，胡佛对商业越有信心。他削减个人和企业所得税，从而在政府最需要资金时缩减了政府的税源。芝加哥银行查尔斯·G·道斯被任命主管复兴金融公司，这位银行家后来从复兴金融公司借了万美元给自己的银行。随着僵局持续，总统向财政部长梅隆求助。作为达尔文社会主义者[8]，梅隆回答：“清算劳工，清算股票，清算农场，清算房地产。”正如后来加尔布雷思所写，看起来好像每个被征求意见的人都“在传统智慧的推动下，提供了使事情变得更糟的建议”。

几年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相信“胡佛是不幸的，可谓生不逢时”。毋庸置疑的是，胡佛拼命寻找解决办法。他一天工作18个小时，提出了延期偿付政府战争债务，甚至削减自己的工资。他满怀希望，认为自己所谓的“不屈不挠的个人主义”才能使他成为真正的赢家。

总统反复解释说，发放给穷人的救济金必须来自私人捐款和当地或州政府筹款。可以肯定的是，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设立纽约州公共福利部门之前，没有一个州有公共福利部门，后来其他州也不得不遵从统治者这一先例。同时，胡佛总统坚定地说，绝对不会只是为了“做一点儿事情”而选取不负责任的项目。年5月20日，他给一个公共工程的倡导者写信说，美国“不能靠挥霍而使经济繁荣”。当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项2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胡佛否决了它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称之为“史无前例地滥用公共财产”。他还补充说：“我们的国家不是依靠‘猪肉桶’[9]建立起来的，它的强大也不能依靠政客间互惠互利而取得的对自己有利的方案！”

这时，执政者逐渐发现有“外来煽动者”，他们总是陌生人。从来没有“值得可怜的人”，他们都是失去理智的暴徒。10年前，胡佛就开始在他的著作中蔑视暴徒了。在一本名为“美国的个人主义”的小册子中，他写道：“最重要的是加强防范群众！这些群众只凭感觉行事，他们没有自己的想法，容易轻信他人，乱搞破坏，挥霍无度，满腹仇恨，整日做梦，却毫无建树。”可以想象，他的结论是，这种“破坏性的批评”可能引发革命。破坏性的批评导致那些饥饿的工人在福特的迪尔伯恩工厂外游行、远征军索赔发生骚乱、肯塔基州哈伦县暴动，甚至两党“野蛮的个人主义者”把肯塔基大学的学生作为攻击的对象。大学生们被殴打、监禁，县检察官谴责他们是“无信仰、自大、不伦不类、大言不惭、离经叛道的少数利己主义者”。

有时浏览胡佛的文章会令人有种奇怪的感觉，总统认为“大萧条”是公共关系问题，他相信只要美国企业的形象得以改善，这样的噩梦就会结束。信仰是目的本身，“缺乏商业信心”是致命的问题。对于经济危机引发的暴跌，胡佛的第一反应是把它当作一种心理现象。他选择了“大萧条”这个词，因为它听起来没有“恐慌”或“危机”那么可怕。年12月，他宣布“情况基本好转”。三个月后，他说最坏的状况会在60天后结束。年5月底，他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然而市场在6月全面崩溃，他却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

各界评论、斥责胡佛的预测完全站不住脚，但年12月2日，胡佛却在提交国会（当时无能的共和党“跛脚鸭”[10]国会正面对着刚刚被民主党横扫了中期选举的惨况）的咨文中说“根本的经济实力并未受损”。几乎同时，国际苹果经销商协会面临苹果滞销的困境，他们决定以每个5美分的价格赊售给失业者，以供他们零售。一夜之间，到处都是冻得发抖的苹果小贩。当被问及何以出现这种情况时，胡佛回答：“很多人都辞去了原有的工作转而投向更有利可图的事业，卖苹果就是其中之一。”记者们的问题很尖锐，总统被直戳痛处。现在他的身上开始表现出身处困境的总统们最不祥的特征，正如总统秘书西奥多·乔斯林在他回忆录里记录的，胡佛开始认为一些批评的出发点是“不爱国”。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研究新的方式开展心理战。他告诉克里斯托弗·莫利：“这个国家需要的是一首伟大的歌。”于是在年春，他对鲁迪·瓦利说：“如果你能唱一首歌让人们忘记‘大萧条’，我会颁发给你一枚勋章。”瓦利没有拿到勋章。因为他唱道：

他们曾经告诉我，我在筑造一个梦想，

所以我与大家一起努力。

当需要耕地和扛枪时，

我总是冲在最前面。

我们修建铁路，日夜抢工，与时间赛跑。

我们修建铁路，现已竣工。

兄弟，你能施舍10美分吗？

但不是每个人都让胡佛失望。总统委派的一个委员会报告说，国家的头号难题是“法律和秩序”，在那时指的是违反当时禁酒令的匪徒。胡佛对该报告表示赞同，全国制造商协会发言人也赞同总统的观点：“很多所谓‘大萧条’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在说丧气话。”抓住总统乐观的思想，实业家们勇敢地充当前锋。但政府面临的麻烦是，华盛顿到纽约之间的那段宾夕法尼亚铁路两旁的几千个广告牌，一半是空白的，这让乘客们很疑惑。直到总统的追随者们开始租用广告牌来宣传他们的口号：难道之前的“大萧条”不可怕吗？它曾非常可怕，但已经过去了，为此国际狮子会俱乐部协会特意举办了一个“商业信心周”。

“我的天呐！”小孤儿安妮叫喊起来，这是总统最喜欢的漫画人物，“是谁说经济很糟糕？”不是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尼古拉斯·默里·巴特勒，因为巴特勒博士曾向哥伦比亚大学的师生们保证“有勇气坚持，这场低迷就会结束”；不是美国钢铁公司的总裁，因为他说“大萧条”的“高峰期”已经过去；不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欧文·D·扬，因为他宣布“‘大萧条’的最低谷”已经过去了；也不是商务部长托马斯·拉蒙特，他汇报说“国家的银行普遍处于强势地位”；肯定也不是《纽约时报》，早在年元旦，他们就说过如此可怕的情况将好转，人们将愿意拿出所有储蓄，并开始更新他们“破旧的私人物品”。

各大报刊上的确鲜有危言耸听的言论。扬斯敦市市长因想要失业救济而被当地报纸责骂为“自找麻烦”，编辑仍然坚持认为，不用救市计划，“大萧条”就会结束。年7月28日，“一战”的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妻儿像牲畜一般被驱逐出华盛顿，国际新闻社以该事件为引子，“我国大多数地区的发展表明，新兴繁荣的希望正在驱散经济阴霾，逐渐崛起”。同一星期，美国报刊上就出现了这些标题：

经济发展步伐不断加快

全国各地工厂重整旗鼓

新英格兰纺织作物迎来新的春天

城市的生产能力提升，失业者重新上岗

东部迎来经济复苏的里程碑

资本繁荣道路障碍清除

马克·沙利文表示冷静且充满信心：复苏的障碍已经清除

未来几星期各州储备银行形势将好转

预期商业将在90天内好转

美国商业重现闪光点

柯蒂斯将见证更好的时代

但这些报纸完全没有提及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在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所有岗位填满以后，还富余1多万求职者。

[1]1英尺≈0.米。——编者注

[2]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分裂为捷克和斯洛伐克。——编者注

[3]1英里≈1.千米。——编者注

[4]金星奖章：美国阵亡将士奖章。——编者注

[5]1英亩≈.平方米。——编者注

[6]作者视角以原著成书时间（年）计，全书同。——编者注

[7]美国战争部设于年，部门长官是战争部长，原为内阁成员，于年被陆军部长和空军部长取代，成为国防部长下的非内阁职位。——编者注

[8]达尔文社会主义者认为，适者生存在人类社会中也是适用的。——编者注

[9]猪肉桶：美国政治俚语，指议员让政府拨款给自己州（选区）或与己有利益牵连的某个项目的做法。——编者注

[10]跛脚鸭：美国政治俚语，指已无政治发展前途、无政治控制力的个人、团队等。——编者注

第一章世事维艰

年8月，一位《星期六晚邮报》的记者询问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此前是否出现过像“大萧条”这样的时期。他回答说：“有，持续了年的黑暗时代。”如果视此为灭顶之灾，未免夸张，但这两个时期至少在一点上是共通的，即没人清楚人民为何受苦受难。

有人笼统地将其都归咎于“时势”，这是胡佛为了逃避责任的说法。其他人将“大萧条”与年的股市大崩盘混淆，“‘大萧条’以来我们还没有进过城”，或者他们会说“我去过，但是那是在‘大萧条’之前”。许多劳工竟被冠以消极怠工引发隐性危机的罪名，这是由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提出的：“许多对工作提出诸多要求的人，要么想罢工，要么就是根本不想工作，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境况鼓吹共产主义。”劳工们只能忍气吞声，原因在于40年前美国新教伦理的强大势力。虽然数百万人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地，但可以确定他们并非咎由自取，社会工作者们再三强调失业者们忍受着自责的折磨。“我已经超过两年没有稳定工作了，”年2月，一个被房东赶走的人告诉《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杀人犯。我到底怎么了？我竟然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

基于从小接受的相关教育，这些人也曾经逐渐相信：你只要努力工作，就会成功。现在却无论表现如何一律失败，民众的士气逐渐低落。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士气低落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相信任何人、任何事，甚至不相信自己。”17年后，理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解释了这种在危机下，性格内向的人陷入困境时的痛苦：“如果屡次失败毁了他对未来成就的希望，那么他内心的力量可能再也抵挡不住外界的压力。他会感到极度内疚，因失败和不足鄙视自己。”那个时期的报纸都在报道，人们宁愿自杀也不愿意靠救济苟且偷生。爱米尔·涂尔干创造了一个特殊分类，“利他的自杀”指的是这些人选择自杀，而不成为社会的负担。

这切应该归罪于柯立芝到胡佛时期繁荣“新时代”的基础不稳固。从某个角度看，“大萧条”似乎是工业革命最后的挣扎，也为技术革命的到来留出一个间隙。“一战”后，多种大规模生产的技术结合，将每工时效率提高了40%以上。大量的货物产出明确需要消费者购买力的相应提高，也就是说，需要涨工资。但在20世纪20年代，工人的收入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增长。在年这个黄金年，据美国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经济学家计算，一个家庭年收入要达到美元才能满足最低的生活需求（超过60%的美国家庭在这一水平线下挣扎）。总之，购买力完全赶不上商品的产量增长。当时人们认为产量激增毫无问题，“一个优秀的销售员什么都可以卖掉”，这体现出当时的愚钝，这意味着当有钱人（其中许多人并不富裕）在炒股时，热心的推销员就鼓励其大规模炒股。并不算富裕的人被说服，无论如何先买下产品，再通过信贷过渡。

信贷经纪人四处贷款，股市终于不堪重负而崩盘，推销员经手的百万宗小商业交易款就此打了水漂，因为这些推销员敢卖任何东西给那些无偿债能力的人。这也结束了“新时代”的繁荣，国家完全应付不了随之而来的恐慌。上一次大范围的经济危机发生在年，自那以来，美国的工业化程度使得回归农场已不可能。胡佛恰好在灾难前夕当上总统，这本身就是自讨苦吃。时任商务部长的他一心只生产力，却毫不关心缺乏购买力的危险。他卸任总统以后很久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一边只有几千人……却享受了绝大部分的生产成果；另一边超过20%的人，却只得到了很少的一部分……”

从股市大崩盘到年（“大萧条”最惨的一年），大家都坚信，对于经济螺旋式的加速下滑，应该采取使之复苏的措施。然而，事实上所采取的措施反而使之下滑得更快。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不得不维持价格，于是销量下滑，因此只好用裁员的方式削减成本，导致这些失业者也丧失了购买力，使销售进一步下滑，从而导致更大范围的裁员，引起购买力的全面收缩。结果，工人的贫困导致了农民的贫困，反过来，农民的贫困又加剧了工人的贫困。“任何一方都没有钱购买另一方的产品。”一位俄克拉何马州的证人在国会小组委员会上证实，并解释了此恶性循环，“因此，在同一个国家，同时存在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的问题。”

年6月，常春藤盟校应届毕业生加入2名其他学校毕业生的队伍，开始找工作。那时，纽约百货公司的电梯操作员都要求拥有学士学位。对于大多数毕业生来说，这份工作已很不错。但也有特例，比如从亨特学院毕业的20岁毕业生西尔维娅·菲尔德·波特，她从英语专业转到经济学专业，原因是她后来所说的“想知道为什么我周围的一切都在崩溃，为什么人们会失去工作”。她凭借出色的口才进入一家投资咨询公司，同时开始系统地研究世界金融市场，希望有一天能开一个相关的专栏。（她于年起为《纽约邮报》撰稿。）不久，她发现自己的国家正在经历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

自从年英格兰南海公司破产，“南海泡沫”一词一直被用来形容注定的商业风险。泡沫肯定会破裂，南海股票已经下跌到峰值的13.5%。但随后反弹，该公司又得以存活了80年。波特入行之时，美国钢铁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的股价已下降到其崩溃前价格的8%。总体而言，主板上市的股票价值相当于年的11%。投资者已经损失了亿美元，相当于“一战”费用的三倍。0多家美国银行倒闭（从胡佛老家西布兰奇跨越州际线便可到的艾奥瓦市有5家银行，全部倒闭），家企业暂停营业。国民生产总值从亿美元下降至亿美元（年，该数值约为亿美元）。年，有27个家庭被赶出出租屋，有工作的人平均周薪也只有16.21美元。

部分行业得以蓬勃发展。避孕药行业一年赚取了2.5亿美元（事实上那时的青年为人父母之后，很自然地就遗忘了这个事实）。超过一半的人每星期去看一次电影（成人25美分，小孩10美分）。吸烟者的数量每年都会增加，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吸烟有害健康。家荣华冰箱和阿特沃特·肯特收音机迅速普及。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蓬勃发展起来。阿尔弗雷德·C·富勒与他带领的上门推销团队合作得非常出色，即使在经济形势严峻的年8月，他的销售业绩也从10美元跃升到了00美元，此后每年都以万美元的速度增长。一个名叫保罗·格蒂的神童悄悄注意到了低价石油井的商机，那年2月，太平洋石油总公司万股份中，他获得了52万股。各地都有那么一两个幸运的企业：在马萨诸塞州的昆西，一家有着橘黄色明亮屋顶、仿殖民地建筑的餐馆正濒临破产，此时餐馆对面的一家股份制公司开业，请来了表演团，第一个节目是尤金·奥尼尔的九幕剧《奇异的插曲》，每天晚上8点30分中场休息时，来吃夜宵的观众络绎不绝，餐馆老板霍华德·约翰逊以此得以保住他的餐馆。

但这些都是例外。美国钢铁公司是重工业的龙头企业，当年只卖出了产能的19.1%。因为美国机车公司不需要太多的钢材。20世纪20年代，美国机车公司已达到平均每年售出台机车的水平，但在年只售出了1台。曾经是钢铁产业大客户的汽车产业，如今也风光不再。那些曾经大名鼎鼎的公司逐渐消失：斯图兹汽车公司、奥本公司、柯德公司、爱德华·皮亚利斯公司、皮尔斯–箭公司、杜森堡公司、富兰克林公司、杜兰特公司和洛克莫比公司。一个鲁莽的男子自创了一种名叫“洛克尼”的廉价车型，试图挑战福特，却最终因损失了2万美元而自杀身亡。年1月，一位很有创造天赋的细菌学家阿瑟·G·舍曼因为他的第一辆简陋的手工木拖车，成为底特律车展的黑马。但这一整年内，他仅售出80辆。航空运输也遇冷，那时的客机只有12个座位，商务部的报告称，平均每次航班空余7个。除了有声电影，大多数娱乐场所即将销声匿迹。4年里，爵士音乐家埃迪·康登只录了4张唱片。唱片业已经从年收入0万美元萎缩至年收入25万美元。脱衣舞皇后萨莉·兰德全靠她著名的扇子舞勉强维持生计，记者问她为什么选择这一职业，她回答说：“我不脱裤子，哪里会有钱赚。”

因为贫穷被认为是可耻的，所以人们常常向邻居隐瞒真实情况，而且总能瞒过去。人们永远无法完全了解街对面的家庭。每天总是在同一时间穿着整洁离开家的年轻律师可能已经不再是律师，而是在一个偏僻的街区上门推销廉价领带、杂志、吸尘器、电压力锅或二合一鞋油等。他可能换掉他的衣服，去城市的另一边乞讨，或者已成为数以百万计的求职大军中的一员，看着他的孩子食不果腹，只能在夜里与失望抗争。长期在大街上晃荡的人也学会了一些生存的窍门。例如，用5美分买一杯咖啡，再要一杯免费热水，在热水里混入放在柜台上的番茄酱，就做成了番茄汤。冬季，你可以在你的衬衫下塞满报纸，以抵御寒冷。如果你知道要站在职业介绍所外排很长时间的队，可以用麻袋裹住你的双腿。鞋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纸板可以用来补鞋里的洞，放一些棉花在脚后跟可以防止鞋子磨脚，但如果鞋破损得太厉害，什么方法也没用。路面会磨损纸板，然后就会露出打着补丁的袜子，雪浸入鞋里，在脚趾周围聚积，鞋钉会刺伤你的脚后跟，直到你学会用一种特殊的步态走路，才不至于太难受。

穷人家为节俭度日而想出的妙计实在是了不起。男士刮胡子的刀片反复打磨可以长时间使用，自己动手卷烟或抽翅膀牌香烟（10美分一包），为了省电只用25瓦的灯泡。孩子们捡拾回收可抵两美分一个的饮料瓶，或站在面包店前排队买前一天剩下的特价面包。女人们则把床单纵向从中间裁开，再重新缝合使中间破损处成为两边；把她们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们穿；和邻居家的女主人一样，装出一副一切游刃有余的样子（其实她们可能也靠着微薄的收入度日，做着同样的事情）。家人们整理出圣诞贺卡，这样就可以来年送给不同的朋友。有时男人会消失几个星期，所有邻居只知道，他“出差”去了。一个体贴的丈夫会向他的妻子隐瞒实情，因为他们经历的磨难，妻子往往难以想象。

当然，“出差”的丈夫是在找工作。到年，求职的传奇故事已经在民间传开，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确实存在。人们在底特律职业介绍所外过夜，为了第二天一大早可以排在队伍的最前面。一个阿肯色人步行了英里找工作。人们简直是在“买”工作。在曼哈顿第六大道的一个招聘机构里，0名求职者争抢个岗位。根据第72届国会劳动小组委员会证词记录，有人在华盛顿州的森林放火，这样他们就可以受雇帮助扑灭大火。《商业周刊》证实了一个事实：很多不再热爱美国的人要么已经离开，要么企图离开。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有个最令人难忘的情景，苏美贸易公司贴出广告要招募0名技术工人，却有10万人前来应聘，包括管道工、油漆工、技工、厨师、火车机师、木匠、电工、推销员、印刷工、药剂师、鞋匠、图书管理员、教师、牙医以及一个清洁染色工、一名飞行员和一个殡仪工。

纽约从周边各州吸引了无数求职者，虽然纽约本身就有万失业人口。少量外来者加入曼哈顿的0个擦鞋“男孩”的队伍（擦一次鞋得5美分），或做起了偷运煤炭的勾当（全市10%的煤炭是由宾夕法尼亚州的失业矿工偷运来的），但大多数外来人口只是排进了纽约82个救济队伍中。如果有10美分，就可以住在散发着汗水和消毒水味的廉价旅馆里。但如果身无分文，就只能带着捡回来的报纸走向中央公园，或是地铁入口处，或市政焚烧炉旁。焚烧炉的温度吸引了数百名男子在这里度过冬夜，即使他们不得不睡在垃圾堆上。

丈夫钻进空货车里或吊在空货运车下从这样一次远征中返回后，开始和妻子一起盘算还可以坚持多久。卖掉结婚戒指，把家具拿去典当，凭人寿保险借钱，央求亲戚借钱，通常下一步就是尝试搞一个家庭作坊，此前的一切伪装，至此在邻居面前都露馅儿了。可能院子会变成一个迷你高尔夫球场，丈夫可能会开一个“客厅杂货店”，妻子可能会为其他主妇洗衣服、整理房间、修指甲，每次收取1美元。在马萨诸塞州，失业的纺织工会摆一台纺织机在客厅；在康涅狄格州，许多人家在电线上穿安全别针，全家人辛苦工作很长时间，一星期才能挣得5美元。

这些垂死挣扎鲜有获得成功的，因为几乎没有有钱的潜在客户，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父亲们跑到市政府，说自己身无分文，请求成为贫困人口中的一例。这些具体数据因为没有得到妥善保存而无人知晓。失业者大概有1万~1万，其中大部分是家庭中唯一的经济来源。年9月的《财富》杂志估计，有3万成年男女和儿童没有任何收入。这已将近总人口的28%，像其他所有研究一样，该统计尚未包括美国1万在农村地区忍受饥饿的农户。

尼克松总统任职期间，美国农村人口减少到总人口数的5.2%，考虑到这个比例在40年前还是25.1%，这一情况令人震惊。他们没有共享“新时代”的繁荣，经济危机也只使得他们所处的这一全国公认的困境进一步加剧。年，一位记者由美国的农民想到了在报纸画刊上看到的蒙古农民，以及平原地区遭遇饥荒带来的阴影。自伊丽莎白女王统治以来，农产品价格从没这样低过。1蒲式耳[1]小麦的价格不到25美分，1蒲式耳玉米7美分，1蒲式耳燕麦10美分，1磅[2]棉花或羊毛5美分，1磅糖3美分，1磅猪肉或牛肉2.5美分，个一箱的苹果（假设它们都是毫无瑕疵的）40美分。

如果把农民充满了苦难和汗水的劳作折现，这意味着一马车的燕麦买不到一双4美元的托姆·麦克安低质鞋。一马车的小麦可能刚好够，但抵押的利息是每英亩3.6美元，加上其他税1.9美元，种植小麦的农民每英亩亏损1.5美元。以棉花活来说，最强壮、手脚最麻利的人从太阳升起一直辛苦劳作到太阳下山，一共14个小时，采磅棉花只赚到60美分。用玉米做燃料比卖掉玉米买煤烧更划算。肉类的价格也跌到了谷底，一个人花1.1美元把羊送到市场，最终得到的回报还不到1美元。在蒙大拿州，一个农场主通过借贷买了子弹，花了两个小时宰杀了一群牲畜，却只把它们丢在峡谷里任其腐烂。喂养牲畜花费的钱是赚不回来的。转身离开时，他对一名记者喃喃道：“这是打击‘大萧条’的一种方式，对吧？”

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暴跌，数以万计的抵押拍卖通知贴在了住户门柱上和州法院门口。据估计，密西西比州1/4的房屋被拍卖。共和党农村报纸编辑威廉·艾伦·怀特曾经恳求胡佛总统去看一看中西部地区的情况，他写道：“每个农民，无论他的农场是不是已抵押，都知道以今天农产品的价格，迟早有一天会破产。“农场主破产了，甚至买不起麻绳，付不起工具维修费，买不起种子，放贷的银行会收回这片土地，而世代拥有这片土地的人只能沦为银行的佃农。与此同时，牧场主用羊肉喂秃鹰，烧玉米取暖，数以百万计的城里人连这足以击垮农民的低价都难以承受（每磅黄油39美分，烤肋排21美分，两打鸡蛋41美分），因为城市里有诸多闲杂人等，所以那些在职人员的工资往往只能维持在“饿不死人”的水平。

没有人来保护他们。总统不赞成削减工资，但他也反对小时工资制，因此，在年春，当美国钢铁公司第二次削减工资时，工人们深感无助。工人运动几乎绝迹，美国劳工联合会（简称“劳联”）的成员人数从年的万减少到万，约占劳动力的6%。年爆发了多起殊死搏斗的罢工，全部以失败告终。矿工每月收入10.88美元，还要受检量员的摆布，被迫以高价在公司的商店购物，一旦他们反抗，国民警卫队带领的资方武装队伍就会实行血腥镇压。矿工联合会势单力薄，除了对受害者表示同情，其他什么都做不了。

在林恩和洛厄尔这样的新英格兰工厂小镇，只有1/3的工人有工作，像农奴一般被使唤。其中一个工人离开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到纽黑文找工作居然被捕了，因为流浪罪被送至法院，法官下令让他回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大量求职者使得雇主们一再削减工资。百货公司职员的周薪只有5美元。芝加哥的一项调查显示，大部分女性工作者的时薪不到25美分，其中1/4的人还不到10美分。年，伐木工的时薪已降至10美分，一般承包服务业7.5美分，砖瓦制造业6美分，锯木厂5美分。“大萧条”之前，马萨诸塞州纺织厂很少需要熟练的操作人员，每天工作8个小时，负责20多台织机。现在工厂引入了加速制和加班工作制，作家路易斯·亚当米克看到十几岁的女童工操作着30台宽式纺织机，从黎明到黄昏不停歇。

在布鲁克林的血汗工厂里，15岁童工的周薪只有2.78美元。女工每星期工作50小时，只有2.39美元。年夏，康涅狄格州劳工部专员报告说，超过家商店仅支付每星期工作55小时的店员60美分。纽约市是纽约州压榨劳动力最严重的地方，其服装行业雇用的5万名妇女受剥削程度最深。《时代周刊》报道“无良雇主”将“工资削减到中国的水平了”。织帽子的工人工资是40美分一打，一个工人每星期只能织两打；做围裙是2.5美分一条，一个女孩一天只挣到20美分；做拖鞋衬垫的人做72双才有21美分，如果她每45秒完成一只，一天工作9个小时也才1.05美元；制裤厂的女清洁工缝合熨烫一条裤子可以挣0.5美分，通常5分钟可以完成一条，所以时薪是6美分。厚道的雇主在这种竞争中是无法生存的。需要福利救济的人越来越多，总统还是不肯给予他们联邦政府的帮助，“大萧条”时期第4个冬季来临时，救济开始瓦解。

一名参议员公开呼吁，要用一两天的工资维持一个星期，工人根本没有办法生存，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埃杰顿却说：“什么？我支付工资，从来没有想过要以工人的需求为基础，我以效率为准。就个人而言，我上教堂就尽了社会福利责任。”毫无疑问，他认为自己尽到了责任。正如《财富》杂志解释说，当时的理论与过去一致，认为私人慈善机构和半公共福利团体可以照顾老人、病人和穷人。

现在这些机构完全不起作用。“大萧条”使得慈善机构的负担加重，已经耗尽了它们所有捐款。年，私人捐款锐减至救济资金的6%，剩下的约万人只能依赖公共福利。不幸的是，地方政府完全负担不起。年以来，州政府和市政府财政一直呈现赤字状态。约90%的市政收入来自房地产税收，就“大萧条”时期的美元市值而言，房地产的估价高得令人觉得可笑。如果房东持有建筑物的所有权，那么他们应该缴税，他们的房屋能否产生收入却与法律无关，都得照常纳税。所以，即使他们的租户是靠市政救济度日，没有办法支付租金，房东也要尝试各种方法拿到租金。刚开始时，他们愤怒地将身无分文的租户赶出去。在纽约，随时随地都能看到租户被赶出来；在费城，许多家庭被赶到大街上，小女孩们就此发明了一种新游戏，叫“驱赶租户”。

但出租屋空出来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使得这些拥有房产的人遭到咒骂，同时留下未付税的票据。最终，正如哈佛商学院的萨姆·H·斯利克特教授向参议院制造业委员会解释的那样，“只要有失业者牵涉其中的，几乎都暂停收租了”。在大都市地区欠税比率徘徊于20%~30%，缺乏这项收入的城市则削减公共服务：道路没法铺砌，人行道损毁，冬天被积雪覆盖的街道无人清扫。在芝加哥，因为纳税人联合起来拒不缴税，政府两年无此项收入，只好向银行借贷，进一步加深了60万失业人口的苦难。

地方政府已破产，而社会又普遍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贫困都是自找的，因此要得到政府的救济变得极其困难。为了加大获得救济的可能性，在考虑申请救济之前，人们不得不出售房屋和财产，取消保险，借贷无门，并且提供材料证明所有已知的亲戚都已破产。即使这样，在许多城市，未婚人士或没有小孩的夫妻也不会得到任何救济。接受救济的人通常会被平白无故地冠以任何可能的污名。年9月，缅因州刘易斯顿投票通过了一项剥夺被救助人的选举权法案。从马萨诸塞到俄勒冈，10个州的宪法中对选民有明确的财产要求，所以这个目标已经实现，无须再立法案。医院一定要有人担保支付费用，才肯接收病人。一个孩子需要手术，一定要等到孩子父母保证支付0美元后再进行。在得克萨斯州罗伊斯城，两名医生把以下广告刊登在当地报纸上：

请注意：如果你妻子怀孕，医院，请你一定备好资金，以避免不必要的麻烦。特此公告。

在一些社区，纳税人协会竟然阻止福利资助的儿童上学，接受公共援助的家庭也不允许进入教堂。

即使克服了一切障碍，能够得到福利申请批准的人也屈指可数。《财富》杂志报道，在工厂区、矿区和佃农农场，“救济仅仅是徒有其名”。城市里只有25%的合格家庭能得到某种形式的救助。年，托莱多市市长说：“我见过成千上万受到打击、灰心绝望的男女乞求公共援助，他们总是一副低眉垂首、阿谀奉承的模样。这也是国家倒退的显著特点。”况且即使得到了政府的救济，也不代表失败、沮丧和绝望都结束了。费城一家四口每星期只能得到5.5美元的救济金，反对发放救济金的人冠冕堂皇地宣称这样可以防止穷人腐化堕落。费城少得可怜的救济金相比纽约（2.39美元）、密西西比（1.50美元）和底特律（0.60美元），算是优厚的了。最好的情况下，救济金最多够买食物和燃料。经济危机前，被救济家庭已经过上穿不暖的日子，如今又过了三个冬天，他们身上的衣服早已成了破布。随处可见一家之主穿得像玩杂耍的流浪汉：上衣掉了扣子，手肘处和膝盖处都被磨破，头顶的旧凉帽就像已经在锅炉房挂了很多年似的，网球鞋打满了橡胶补丁，帆布手套两只不一样，身上披着一张肮脏的老羊皮。

通常，公务员和领救济金的人是无法区别开的，因为两者的资金来源相同。作为一个法治社会，有权者会想办法给警察提供体面的制服，因为那时社会治安是大家最担心的问题。可是教师却没有受到同样的，他们是政府税源不足的最大受害者。“大萧条”初期，他们微薄的薪酬还要被扣除一部分以补贴流动救济点。在校学生人数每年增加20多万人，学校必须采取进一步的节约措施。没有教室，课桌摆在走廊上、可供暖的移动房屋里和铁皮棚里；美术和音乐课被取消；同一本教科书，一学期这个班用完传给下一个班，直到变得又破又脏，满是破损和缺页；教室变得越来越拥挤。最后，连教师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到年，因为资金短缺，全国超过30万儿童辍学。密西西比州、明尼苏达州北部、爱达荷州、南达科他州和亚拉巴马州的教师只好“借住”在学生家里。在俄亥俄州代顿市，学校一星期只上三天课；阿肯色州的多所学校停课10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堪萨斯州，一蒲式耳小麦25美分，而农村教师的工资每个月只有35美元，一年只付8个月薪水，即每年美元。在艾奥瓦州，教师月薪40美元，只是华盛顿设定的最低工资的一半。阿克伦市欠教师工资多达30万美元，扬斯敦拖欠50万美元，底特律拖欠80万美元，芝加哥竟拖欠多万美元。

芝加哥学校的故事是“大萧条”时期的一段佳话。因为不忍看到50万儿童辍学在街上流浪，当地教师们每天拦过路车上班，“薪水日减”也坚持上课（到年，他们只收到了过去13个月中5个月的工资），政府发的临时欠款凭证要“大萧条”过后才能兑现，甚至芝加哥的银行家不肯兑现，教师还是接受了。可是我们看到，市政府竟有资金举办年世界博览会。萨莉·兰德当时每星期有0美元的收入，可政府却对教育委员会的处境不闻不问。0名教师被解雇，那些仍然留下来的都做出了巨大的自我牺牲。1名教师中，名居无定所。他们以自己的保险担保借了.8万美元，又以42%的高年利率借了23.2万美元。虽然他们自己都很贫穷，却还是用他们空瘪的钱包养活了1.1万名学生。

教师、福利工作者和警察的生活穷困潦倒。20世纪30年代初，没有人叫警察是“猪”，即使他们不得不受命破坏罢工，众所周知，他们和纽约大街上被剥削的工人一样。[3]年以来，这些巡逻警察经常在最贫困的街区发放救济品。捐款来自城市的公职人员，包括他们自己都贡献出个人工资的1%。学者卡罗琳·伯德指出：“公开承认贫困应由官方承担责任还是第一次，但承认的并不是管理层，而是一直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中的公务员。”

但教师们还是再一次见证了最凄惨的情况，因为最令人心痛的是，“大萧条”的牺牲者就在教室里。在可怕的年10月（总统大选前一个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公立学校里超过20%的学生营养不良。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秘书长上报国会，在俄亥俄州、西弗吉尼亚州、伊利诺伊州、肯塔基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儿童营养不良的比例有时超过90%，这些贫困儿童的症状为“困倦、嗜睡、懒惰”和“智力发育迟缓”。教师建议一个小女孩回家吃点儿东西，孩子回答说：“我不能吃，今天该我妹妹吃。”一个小男孩向访客展示他的宠物兔，男孩的姐姐低声说：“他认为我们不会吃掉兔子，但我们会。”社工莉莲·沃尔德痛苦地问：“你有没有见过父母自己饿了几个星期，饿到控制不住打战，只为了给他们的孩子节省一点儿食物？”可怜的父亲说：“工人没有权利有孩子。”马萨诸塞州的一个牧师说：“我知道一个家庭常年只靠吃小扁豆为生，他们买不起面包。我们的孩子还会遭受什么？”

胡佛总统却对记者说：“其实没有人挨饿，这些流浪汉吃得比以前还好。在纽约，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10顿饭。”年9月，《财富》杂志直呼总统是个骗子，并表示“2万人需要帮助”才是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更贴切的描述。饥饿事件被《财富》杂志、《旧金山纪事报》、《大西洋月刊》、《纽约时报》报道，也被国会证词记录在案。纽约市福利委员会报告29人被活活饿死和人死于营养不良，其中大部分是儿童。胡佛从来没见过人们遭受的痛苦，但卸任后就不得不领教一下了：他在洛矶山脉区钓鱼时，一个本地人把他带到了一间小屋，屋里有一个死于饥饿的孩子和7个已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

许多人仍然像牲畜一样才勉强存活下来。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他们吃的是野生杂草根和蒲公英；在肯塔基州，他们嚼的是紫罗兰的花蕾、野葱、勿忘草、野菜和牲口吃的野草。城市里的母亲们则在码头晃悠，等待被丢弃的废品，还得和流浪狗抢夺。她们会一路跟随装载着蔬菜的卡车，等待着争抢掉下来的东西。中西部一所宾馆的厨师把一桶剩菜放在厨房外的小巷，立即就有十几人从黑暗里窜出来争抢。在加利福尼亚州的长滩，一位66岁名叫弗朗西斯·埃弗雷特·汤森的医生刮胡子时瞥了一眼窗口，在一堆垃圾桶中，“三位憔悴的老女人佝偻着身体在垃圾桶里翻找”。还有全家都一头栽进垃圾场，啃着骨头和西瓜皮的。一位芝加哥寡妇为了不让自己看到食物上蠕动的蛆虫，总是会先摘掉眼镜。晚上的纽约街头，托马斯·沃尔夫看见“无家可归的人徘徊在附近的餐馆，掀起垃圾桶盖，仔细搜寻里面腐烂的食物”，他发现这样的人“无处不在，并且在年艰难和绝望的日子里，人数与日俱增”。

年，富裕的美国人把垃圾施舍给极度饥饿的农村同胞，就认为是行善。纽约基斯科山的慈善团体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饮食俱乐部命令他们的服务员把剩菜送给有需要的人。《布鲁克林之鹰》报提议建一个中转站，慈善市民可以把剩菜剩饭送到这里，穷人也可以来这里领取。俄克拉何马市的约翰·B·尼克尔斯是一家燃气公司的高管，他制订了一份计划，呼吁餐厅、公民俱乐部和酒店的厨师：“可以把剩饭菜用5加仑[4]的干净容器打包好，标上‘肉、豆类、土豆、面包或其他食物’。”救世军们把这些打包的剩饭菜搜集起来，再分发给失业者。农民捐赠了木柴，由失业者自己去劈。燃气商写信告诉战争部长赫尔利：“我们猜，那些不值得得到照顾的人可能会来给我们制造麻烦，但为了照顾那些值得帮助的人，我们必须与这种情况斗争。”赫尔利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并敦促当局采纳。但这一计划被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会长否决了，因为这样可能会被误解。

似乎尼克尔斯、《布鲁克林之鹰》报、麋鹿会和美国普林斯顿饮食俱乐部会员从来没有意识到，更戏剧性的解决方案随之而来。已经有人在思考吃饱喝足的富人和忍饥挨饿的众人之间的对比，他们觉得自己看到了黑暗的来临。托马斯·沃尔夫常在纽约公共厕所和那些可怜的人交流，直到再也无法忍受听他们讲述痛苦的遭遇。然后，他沿台阶走上20英尺，眺望着“在如此寒冷的冬夜，曼哈顿灯火辉煌。伍尔沃思大楼就在不足50码[5]处，再远点儿的地方往下就是华尔街银色的尖顶，钢筋混凝土之下就是大银行。这盲目的不公平似乎是整个经历中最残酷的篇章，因为在那里，寒冷的月光下，几个街区开外就远离了这人间的不幸和苦难的深渊，照亮了权力的巅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深锁在那里”。

身处逆境，美国人向来要寻找替罪羊，年年初，像沃尔夫这样的“猎人”直击曼哈顿下城。这里的替罪羊肥美又易攻击。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金融家和企业家已经成为国家的英雄。哈佛大学的威廉·Z·里普利对柯立芝总统的警醒也是徒劳，他说“变戏法、耍手段、嘴上抹蜜、坑蒙拐骗”等行为都会威胁经济。柯立芝总统不相信预言末日的预言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后来写道：9年来，政府处理业务就像它已经“发现了点金术，可以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确定性变成永久的繁荣”。梅隆誉满天下，被称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之后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国家商业》报道，美国企业家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群”。但现在，股市大崩盘三年之后，孩子们这样唱道：

梅隆吹响哨声，

胡佛敲响钟声，

华尔街发出指示，

美国就去下地狱。

不过，这首歌金融巨头们是完全不听的，他们的世界仍然充斥着狭隘、自大和脱离实际。在《文学文摘》杂志上，他们读到的都是对“大萧条”的赞扬：“人们在生意场上变得更有礼貌，在家中也更通情达理，尤其是考虑欠周的女人。过去不识大体的妻子们对自己的丈夫漠不关心、不做家务，现在变得温顺而谨慎。”一名参选新泽西州州长的共和党候选人带来了好消息：“过度的繁荣将败坏人们的道德品行。”报道称，有人请杜邦家族的成员赞助一个星期日下午的广播节目，却遭到拒绝，因为“星期日下午3点，人们都在打马球”。摩根指出：“如果你破坏了有闲阶级，那么你就摧毁了文明。有闲阶级指的是雇用一个仆人的家庭，全国约有2万或万个这样的家庭。”当被告知，人口普查数字显示，全国只有不到万个仆人时，他似乎吓了一跳。人们对他的不谙世事并不感到惊讶。沃尔特·李普曼写道，工业和金融领袖的“影响力和权力已经从历史峰值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

年，美国65%的工业产值由家企业创造，全国1%的人口拥有全国59%的财富。芝加哥男子塞缪尔·英萨尔担任了85家公司的董事、65家公司的董事会主席、11家公司的总经理。他的公共事业“帝国”有家公司，拥有5万名员工，为万名客户服务。年元旦，他的证券价值超过30亿美元。失业者们在威克大道地势较低处点燃柴火取暖，抬头看着高高在上的英萨尔办公楼，向记者感叹道为什么英萨尔不能帮他们。

英萨尔不能帮忙，因为他自己也遇到了难题。他的控股公司的金字塔快要坍塌了，成千上万的芝加哥人（包括许多教师）惊恐地得知，英萨尔股票已下跌到年价值的4%。英萨尔慌忙地试图挽救，用36个保镖日夜保护自己，但在4月，他的两笔投资信托基金申请破产管理，到6月，他欠下0万美元的债务逃往欧洲。库克县大陪审团对他提起公诉。为瞒天过海，他在巴黎安排了新闻发布会，自己却从后门溜出，搭午夜快车前往罗马，然后再飞到雅典。他的律师告诉他那里很安全，因为当时希腊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那时确实没有，但11月初，美希两国外交官便签署了引渡条约。英萨尔男扮女装，包船逃往土耳其。土耳其人把他交给美国当局，他被押解回国审讯，但最终罪名不成立，因为控股的公司没有相关法律监管。幽默作家威尔·罗杰斯冷冰冰地说，控股公司就是警察调查你时，你把罪证交给同伴，就可以安全脱身了。

罗杰斯还说：“这些油滑老练的商人做了很多这样的事情，它们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但又如此接近违规行为，与诉讼只差毫厘。”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寻找证据时，几乎将华尔街翻了个底朝天，某些大人物才被挖出来。银行家艾伯特·H·威金做空自己银行（大通银行）的股票，然后向部门谎报。由于经济低迷，国民城市银行（后花旗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撕毁了与纽约粮业银行的合并协议。同一时间，他强迫他的文员和出纳员继续分期贷款购买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并且以经济危机前的价格为准（每股美元，现在下降到每股40美元）。同时，不要抵押品和利息，他将股东资金中的万美元贷款给银行职员做投机交易。米切尔曾亏本把债券卖给家人，后来再买回来，这样就可以逃避联邦所得税。摩根也被抓住有类似的问题，在~年都没有缴纳所得税。《芝加哥论坛报》的发行人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每年只上缴给政府区区1美元税费，却总是发表长篇大论，敦促他的订户悉数缴纳税款。

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对外催促那些不愿意履行税务责任的人，对自己则用另一套标准。梅隆要求美国税务局总局局长为他编写了一份备忘录，详细描述了12种逃税方式，国人对此深感震惊。财政部指派了一位税务专家查办梅隆的个人所得税，发现梅隆采用了专员的5条建议，包括虚报礼物和将损失入账等，从而达到偷税的目的。年1月25日，这些事情的揭露引起了得克萨斯州众议员赖特·帕特曼的，他要求众议院以“严重犯罪、行为不端”为由弹劾财政部长梅隆，但梅隆的崇拜者众多，对他们来说，这些奇怪证据的披露是对上级的冒犯。其中一个崇拜者是梅隆的律师，他强硬地斥责《纽约时报》记者，因为他们“为激进分子提供了弹药”。

英萨尔的阴谋和避税都是合法的。尽管当时税法有疏漏之处，但是一些人也已跨入了犯罪领域。“瑞典火柴大王”伊瓦·克鲁格是法国荣誉军团大员勋章获得者，是“大萧条”时期胡佛总统欧洲问题的顾问。克鲁格为人正直廉洁，年波士顿事务所的李和希金森准备以克鲁格的名义发行几百万美元债券，其人员同意了火柴大王的建议，却没有审查他的账目。年3月12日，他买了一把大型手枪，锁上了自己巴黎豪宅的大门，自杀身亡。所有感人的悼词念完后，人们才发现这个火柴大王是盗窃惯犯，犯有诈骗、欺诈和伪造意大利国债等罪行。此外，他还从信任他的投资者那里偷了3亿多美元。

每星期都会有新的爆炸性新闻出现。银行家（或像《纽约时报》一样称为“银行匪”）约瑟夫·莱特·哈里曼是美国外交家埃夫里尔·哈里曼的表弟，他离开了他所拥有的快要破产的银行，逃到曼哈顿的敬老院避难。警察步步紧逼，他又逃到长岛的小旅馆，化名登记入住，结果拿骚县警方还是发现了他。哈里曼试图用一把屠夫的刀插入自己肋部，自杀未遂，他被控伪造银行账目和滥用资金，被判刑两年。美国银行（美国破产了的最大的银行）执行副总裁索尔·辛格也因同样的罪名获刑，后来联邦燃气与电力公司总裁霍华德·霍普森作为名投资者的负责人，在华盛顿乘坐黑出租出逃后被警察抓获，被控17项邮件诈骗罪。乔治·索克思写道：“这个国家的昔日领导者已逐渐让人丧失了信心。”众议员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谈到股票操纵案时说：“和这些事实一样，我相信凡是做股票，背后都是一样肮脏的故事，因为这就是一个大染缸。”市场大亨约瑟夫·P·肯尼迪总结：“人们本以为领导美国各大企业的人个个诚实可靠、道德高尚，但如今这一信念已经彻底破灭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胡佛的复兴金融公司采取的经济措施只能被称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失误。年，国会领导人终于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推进国家3亿美元的失业救济行动。然而到年底，实际只有万美元发放到各州，这仅等同于道斯借给自己的共和国中央银行和芝加哥信托公司金额的1/3。总统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前参议员阿特利·波默林，任命他接替道斯，当时波默林口袋里只有98美分，在他去宣誓就职的路上，十几个乞丐向他乞讨。作为公共政策，复兴金融公司失败了。数百万人把它称为“大企业救济所”，它也的确如此。

但这样批判复兴金融公司就像批判梅隆一样，会激起麦克阿瑟将军之流的粗暴反应，他们认为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富人也开始不由自主地害怕饥民，这种恐惧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民主党领袖会在年春遭到旧友的突然抨击。阿尔·E·史密斯出生在城东出租房内，15岁时已成为福顿街鱼市场检查员，后来不断晋升，通过坦慕尼协会活动，成为纽约州州长。年，史密斯与胡佛竞选失败期间，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奥尔巴尼当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说：“离开在奥尔巴尼居住了6年的官邸，我无法心平气和地看第一大道，所以我去了第五大道，我签了租约，每年1万美元租金。”股市大崩盘以来，史密斯始终坐着豪华轿车，由私人司机载着在曼哈顿穿梭。他是好几家银行和保险公司的董事、大亨的密友和帝国大厦的总裁。他来到了新的层次、更高的水平，因此他欣喜不已。

年4月7日星期四，全国人民听到全国联播里传来了新的声音——富兰克林·罗斯福充满热情、活力和自信的声音。这位州长谴责胡佛政府救济大银行和企业，他嘲笑“肤浅的思想家”没有办法帮助农民。他说：“这些不愉快的时候，需要制订建设计划，对被遗忘的经济金字塔的底部的人们重拾信心。”

史密斯在杰斐逊纪念日（4月13日）晚餐时大发雷霆。他声音沙哑、满脸通红地说：“总有政治竞选老手危言耸听，说国家出了问题，这种话已经让人恶心、厌倦了。现在可别想再挑唆了。我不惜脱了外套，与那些挑拨离间、教唆美国劳动人民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鼓动有钱人斗穷人的人拼到底。”

回想起来，史密斯的爆发不可思议，引起这一抨击的话语十分温和。毕竟，罗斯福仅仅是建议为挨饿的穷人做点儿实事。

罗斯福的总统竞选征程是在纽约市麦迪逊大道号一个不起眼的办公室开启的，并不顺利。自从成为了不起的罗斯福州长，他就成为民主党的领军人物，但随着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他迅速失势。他最忠实的下属是61岁的路易·麦克亨利·豪——一个长相难看的前记者，他喜欢一接电话就说“我是中世纪矮人”。美国其他州的许多政治家都对他避而远之。但批评家发现，罗斯福的竞选本就没有什么吸引力。右派的伯纳德·巴鲁克叫他“没有希望”的州长，泽西市老大弗兰克·黑格说他“完全没有在11月竞选中获胜的机会”，支持阿尔·E·史密斯的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表示“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另一个胡佛”。

罗斯福是当时两党人士中唯一一个提出以改革的方式帮助国家走出困境的领导者，但自由派针对他的谩骂尤为严重。记者海伍德·布鲁恩、埃尔默·戴维斯和沃尔特·李普曼都很瞧不起他。《新共和》周刊说他“没有超群的智力，也没有过人的耐力”。5月11日，在一封写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国家》杂志编辑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写道：“你已经深深打击了美国人的信心，他们不再相信非常时期会有非凡的领导者出现，使我们的体制得以幸存。”通过《国家》杂志会前筛选过的议题，可以发现反对罗斯福的评论：“……他的竞选没有什么希望”、“他的竞选激发不出人们的热情”、“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人会把他当领导”、“只有软弱和妥协”、“此时又有另一个软弱无能的人代替了赫伯特·胡佛加入总统竞选，这会是更大的灾难，因为我们都误以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派”。《国家》杂志还模仿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的腔调写道：“胡佛换了个名字，但仍然是胡佛。”

年，按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规则，要想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需要2/3的选票。史密斯迅速成为反对罗斯福联盟的领导者。两人都在4月下旬进入马萨诸塞州初选，史密斯给了罗斯福重重的一击，拿下了本州全部36票，获胜的比率为3∶1。随后的一个月，爱给人扣“赤色分子”帽子的众议院议长约翰·南斯·加纳得到赫斯特报系的支持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初选中以00票获胜，罗斯福居第二，史密斯以微弱劣势居第三。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使罗斯福能够赢得民主党代表大会的支持，那就是与各州民主党领导打交道。6月下旬，民主党人聚集在芝加哥（两个星期前，共和党人在此重新提名胡佛，此前，一位提名柯立芝的代表已经被芝加哥警察从大厅逐出），麦克亨利·豪开始在国会大酒店2室筹谋他的计划。“你有什么要求？”他问弗吉尼亚州前州长哈里·伯德。伯德说他想成为美国参议员。“这是你开的条件？”麦克亨利·豪反问道。伯德说就是这样。弗吉尼亚州已经有两名民主党参议员[6]，但麦克亨利·豪说：“很好，我们可以让格拉斯或斯旺森进入富兰克林的内阁。”那时的政治家非常直接。

芝加哥体育场的主席台下，约翰·E·麦克法官准备发表一个毫无新意的演讲以提名罗斯福。民主党已经通过了一项骇人听闻的党纲，保证联邦削减25%的支出、平衡预算、遵守金本位制、经济自由化，以及唯一可取之处——废除禁酒令。罗斯福的支持者们甚至连一首主题曲都没有。史密斯已经抢占了《纽约人行道》这首歌，反正州长的家乡海德公园也没有人行道。为了颂扬罗斯福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的贡献，麦克亨利·豪决定使用海军军歌《起锚》。麦克亨利·豪的秘书突然出现并告诉他：不能用《起锚》，因为它被用在了香烟公司的广播电台广告中。相反，她建议选用米高梅电影《追逐彩虹》中有关股市大崩盘的歌曲。她在2套房的卧室里又蹦又跳，边打拍子边唱歌。豪无奈地同意了，拿起“告诉他们播《幸福的日子又来了》”，这样就诞生了新一代民主党党歌。麦克法官讲完话，游行开始，声音从廉价的管风琴传出：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天空晴朗澄澈！

让我们唱起快乐的歌！

幸福的日子又来了！

这首歌曲虽然活泼欢快，但效果还是不明显，经过三次投票，民主党代表大会仍在僵持。有些罗斯福支持者开始动摇。在全州统一投票规则下，密西西比州阵营损失一票就意味着失去了整个州。罗斯福的竞选团队采取了长岛政客吉姆·法利的建议，承诺竞选成功后加纳可出任副总统。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担心罗斯福势力的解体会导致支持国际联盟的候选人当选，在他的建议下，加纳同意了这个方案。加纳从华盛顿给他竞选团队经理人萨姆·雷本打电话，于是加利福尼亚州成为罗斯福阵营中的一员。挤满看台的史密斯的支持者，听闻此事不禁暴怒。史密斯的代表们拒绝民主党一致支持罗斯福，四处撕毁罗斯福的海报。威尔·罗杰斯评论：“啊！今天他们是民主党人，他们在混乱纷争中对战，据理力争，不断分裂与言和，这就是民主党的传统精神。”其他评论家说的还没有这么委婉。海伍德·布鲁恩嘲笑罗斯福是“混乱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中见缝就钻的候选人”。H·L·门肯在《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写道：民主党人推选出了他们最软弱的候选人。《旧金山纪事报》也对此表示赞同。胡佛总统第二天早上与朋友掷重力球锻炼时，也点头同意门肯的说法。有人向胡佛保证，美国人仍然保守，也有人说难以想象选民会选出一位毫无希望的跛子做领袖。那时，计划中的诽谤性造谣活动已经拉开序幕。

罗斯福乘坐福特三引擎飞机从奥尔巴尼飞抵芝加哥，因为天气原因经停了两地，9小时的颠簸飞行中，他写下了接受提名演讲稿。从来没有人这样愉快地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但罗斯福认为“大萧条”就是在召唤史无前例的举措。他站到民主党代表前，放好拐杖，说他希望民主党能够打破“荒谬的传统”。他大声说：“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政，我请求你们和我一起。”一些代表认为，这是西奥多·罗斯福的“公道治政”和伍德罗·威尔逊的“新自由”的巧妙结合。然而，记者发现罗斯福是一个伟大的借用者。“被遗忘的人”来自年社会学家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讲话，而斯图尔特·蔡斯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为“新政”。罗斯福并不太在意一个字、一个想法或一个计划的来源。他的治国之道总结在奥格尔索普大学的演讲中：“除非我曲解了美国人的意图，国家需要也必须要大胆且坚持不懈地探索……总之，尝试新事物。”他已经开始招揽大学教授，搜集建议。《纽约时报》的詹姆斯·基兰称他们为“智囊团队”，其他人（包括罗斯福）借用时将其缩写为“智囊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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